革命军的马前卒邹容简介自传 邹容资料生平故事 邹容怎么死的

时间:2016-12-12 13:01:27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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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年七月,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苏报》是一家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报纸,由于刊登了一篇推荐《革命军》的文章,清朝统治者便坐卧不安,公然以政府的名义向帝国主义分子把持的会审公廨控告文章的作者,借帝国主义的屠刀杀害革命青年。《革命军》一书的作者,就是一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

  立志革命

  邹容,原名绍陶,小名桂文,字蔚丹(一作威丹),四川巴县人,一八八五年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他六岁进私塾,很快就读完了“四书”、“五经”,接着又读了《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父亲看到他聪明好学,便望子成龙,希望他科举成名,光宗耀祖。

  十二岁那年,邹容和哥哥一起参加了县里的童生考试。这次一考试的题目很怪僻,许多考生被这怪题弄得一筹莫展,就要求主考官解释一下题目,谁知主考官反把考生训斥了一顿。邹容无法忍受,就“霍”地站了起来, 责问主考官:“这不成意思的几个字,叫人怎么写文章?”主考官无言以对,便恼羞成怒,硬说邹容违犯考场规则,要差人打他手心二十板。邹容一怒之下,愤然退出考场。回到家里,父亲对他又打又骂。邹容却坦然地对父亲说: “臭八股,我不愿学,清朝的考场,我不愿进!衰世科名,得了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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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九八年,邹容离开家乡来到重庆,向一位日本人学习日语和英语。从此,他有机会阅读维新派出版的各种书报,如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接触西方的进步思想和文化,知识范围逐渐扩大,政治视野也随之开阔起来。维新变法的失败,特别是六君子的死难,使他大为震惊。他佩服谭嗣同的思想、人格和学问,羡慕他舍身就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毫无畏惧地把谭嗣同的遗像挂在座旁,并题诗哀悼:

  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

  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他决心继承谭嗣同的事业,走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时他才十四岁。

  一九○一年,清政府为了掩盖其反动本质,宣称要办什么“新政”,选派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四川分配到二十多个名额。邹容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他说服父亲,徒步数百里到成都参加考试。因为成绩好,得到了备选的资格。但是,由于他平时思想激进,主张革新,为一些守旧的人所不容,这些人向官厅告发了他。结果,官厅以“聪颖而不端谨”的罪名,取消了他的官费留学生录选资格。

  邹容不得已进了重庆一所经学书院。院长是一个主张尊孔读经的老儒生。有着新思想的邹容一进书院,就“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大胆地抨击封建儒学。院长生怕邹容给他带来麻烦,很快就开除了邹容的学籍。

  年轻的邹容虽然一次次的遭到打击,但毫不气馁。为了能学习新文化、新知识,他打算自费到日本留学。他的舅舅以谭嗣同的被杀来警告他,要他放弃留学,把英语学好,将来当个买办,享受一辈子。邹容愤怒地斥责了这些不堪入耳的谬论,直率地声言,为了国家,自己即使粉身碎骨也决不反悔。他冲破了家庭的重重阻力,踏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

  一九○一年十月,邹容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继续学习日语,为出国作准备。在上海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趾高气扬、中国人民备受凌辱的大城市里,邹容想到祖国的危难、人民的痛苦,不禁感慨万千,他书写了别人的《书怀》诗,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堪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 几个男儿非马牛!

  投身斗争

  一九○二年夏,邹容来到日本东京,入同文书院学习。当时,中国留学生的爱国活动十分活跃,邹容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很快就成为留学生中有名的活跃分子。留日学生组织的各种各样的集会,邹容几乎是每会必到,每次都慷慨陈词,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恶行径,指出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能拯救中国的危亡。他的演说在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一九○三年春节,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会馆里张灯结彩,热闹异常。来自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一千多人聚集一堂,举行团拜。他们特地请了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参加。其实,这是爱国留学生借新年团拜为名,召开的一次宣传革命的集会。邹容登上讲台,揭露清政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的罪行。他立论新颖,措词尖锐,博得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大家向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投去敬佩的目光,而蔡钧却面无血色,一双凶狠的眼睛直盯着邹容。

  在日本,邹容阅读了不少西方著名的社会政治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这些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的著作,对邹容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当他阅读了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有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作以后,更加痛恨腐败的清政府,认为只有以法国、美国为榜样,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它,中国才有希望。他决心写一本宣传革命的通俗小册子,唤醒人们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清代的文化专制统治是异常残酷的。只要在文字上稍有触犯统治者之处,就有诛灭九族的危险。邹容公开号召大家起来革命,后果之严重是不难设想的。但他决心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生。他伏在简陋的书桌上,废寝忘食地奋笔疾书,撰写《革命军》一书。

  在这期间,邹容还出色地组织了一场大快人心的斗争。原来,清政府为了监视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派了不少学监来到日本。他们挑拨离间,破坏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其中有一个叫姚文甫的尤为恶劣鬼祟,留学生们恨透了他,都想寻找个机会教训他。这时,恰好传出了他与另一个学监的小老婆私通的丑事,邹容等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邹容约了几个同学,来到姚文甫的寓所。他指着姚文甫的鼻子,列举他的罪状,痛加斥责,他愈说愈气愤,狠狠地抽了姚文甫几个耳光。这个卖国奴才吓得魂不附体,不停地在地上叩头求饶。邹容正告他: “你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纵然饶了你的头,也决不饶你的发辫。”话音未落,只听得“咔嚓”一声,就把姚文甫的辫子剪了下来。邹容拿着辫子回到留学生宿舍后,便把它高高地挂在屋子的正梁上“示众”,还用大字写着“禽兽姚文甫之辫”。辫子在当时几乎是清帝国的象征,此举无异于反叛。邹容等人的正义举动很快传到了国内,上海的《苏报》也报道了这件快事,引起了很大震动。清政府气急败坏,通过日本外务省下令捉拿邹容。为了避开敌人的谋害,邹容于一九○三年春天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雷霆之声

  邹容一回到上海,就立即到爱国学社拜访仰慕已久的革命家章太炎。章太炎得知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精神焕发的青年,就是不久前在日本剪掉姚文甫辫子的邹容,十分欣喜,露出赞许的目光。邹容也以敬佩的目光凝视着章太炎。两人久久地互相注视着,共同的理想把两个革命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章太炎比邹容大十八岁,他亲切地称邹容为小弟。从此,两人并肩战斗。在章太炎的帮助下,邹容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民主思想更加鲜明,积极参加了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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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宣传革命,邹容完成了在东京时开始写作的《革命军》一书。他把原稿交给章太炎,请他帮助修改。章太炎看了以后,连声称好,说: “语言虽然浅直,但要激励社会上的许多人,非这样写不可!”并为《革命军》作了序,称它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革命军》是一本约两万字的通俗著作。在书中,邹容用感人肺腑的语言,沉痛地向人们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十年灭国,百年灭种”的危险境地。而要拯救中国危亡,唯一的出路是革命,用武力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他号召全国的“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全部行动起来, “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九死一生,前赴后继,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作殊死的斗争。

  针对改良主义者反对革命的主张,邹容在《革命军》中特别强调革命暴力的作用。他说: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明确指出: “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他大声疾呼: “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 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他坚决表示,自己愿意在这支人民革命大军中当一名“马前卒”,向敌人冲锋陷阵。

  邹容还驳斥了保皇派“君主立宪”的谬论,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的纲领:国内不分男女,一律平等,没有上下贵贱之别,人人享有言论、思想、出版自由。邹容提出的“中华共和国”的纲领,已经超过了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发表的宣言,为以后同盟会的成立作了思想准备。

  一九○三年五月末, 《革命军》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五月二十七日,《苏报》先行刊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接着又发表了章太炎的《序<革命军> 》和读者的评论文章。章太炎在序中称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读了使人“拔剑起舞,冲发竖眉”。他号召四万万中国同胞都读一下这本书。

  《革命军》的出版和《苏报》上的介绍文章,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人争相购阅,革命者和爱国者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和鼓舞。此后几年里, 《革命军》连续印刷二十多次,销售一百多万册,占清朝末年革命书刊销售量第一位。

  《革命军》的巨大影响,使清朝统治者惊恐不安,恼怒万分,他们和英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租界的工部局相勾结,以“倡演革命诸邪说”为罪名,在一九○三年六月三十日逮捕了章太炎等五人。邹容不愿置身事外,让章太炎一人承担责任,七月一日,他自动到巡捕房投案。七月七日, 《苏报》馆和爱国学社被查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苏报案”。

  为国捐躯

  一九○三年七月十五日,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开始了对邹容、章太炎的非法审讯。会审一开始,邹、章两人的辩护律师就向会审官提出: “这一案件的原告是北京政府、江苏巡抚,还是上海道台?”会审官被问住了,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是中国政府。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的事要由外国人来裁判,这已是咄咄怪事,而尤为可恨可笑的是,原告竟然是堂堂的中国政府,被告则是中国的百姓。这充分暴露了清政府可耻的卖国嘴脸。

  在法庭上,会审官从章太炎口中得不到一点东西,就转向年轻的邹容。邹容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回答对他的审问。他从容不迫地说: “因为愤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所以写了《革命军》,听说公堂要捉我,因此到巡捕房报到。”面对这样坚强不屈的“囚犯”,帝国主义的“公堂”毫无办法,连续进行了多次审讯都定不了案。但是,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狼狈为奸,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蛮横地宣布: “永远监禁”邹容和章太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下,一九○四年五月,他们又被迫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期满驱逐出境,不准在租界逗留。

  在狱中,邹容和章太炎这对革命战友,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并肩战斗。他们受尽了凌辱和折磨,不但吃不饱饭,还要罚做苦工。监狱的看守非常凶残,动不动就拳打脚踢。非人的生活严重地摧残了邹容年轻的生命。一九○五年二月,邹容终于病倒了,经常发生昏迷。章太炎多次向监狱长交涉,要求找医生给邹容治病,但每次都被拒绝。在重病中,邹容心中仍然惦念着革命事业,他写了一首诗给章太炎:

  我兄章枚叔,忱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已,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一九○五年四月三日凌晨,受尽折磨的邹容, 口吐鲜血,惨死在狱中,年仅二十一岁。

  邹容虽然被反动派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但是,他的死却唤醒了千百万人同罪恶的封建专制统治作斗争。邹容死后,人们异常悲愤,把他的死视为“国殇”。他所著的《革命军》一书也不胫而走,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它象一支响彻云霄的号角,激励人们走上革命的征途。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追赠这位革命的先驱者为“大将军”。他的名字,永远载入革命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