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简介资料 章太炎从革命到反对孙中山的经过 章太炎的故事

时间:2016-12-08 13:45:59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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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初名学乘,后名炳麟,因崇敬爱国思想家顾炎武又更名绛,号太炎,字枚叔(一作梅叔),一八六九年出生于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曾祖父章均为县学教授,有百万资产,富冠一方,父亲章濬,做过知县,能文善诗。因遭兵燹,家境中落,家藏古书大半散失。

  章太炎从小跟学识渊博的外祖父朱有虔学习。朱有虔是个有民族气节的学者,对章太炎要求很严格。除了教授“四书” “五经”一类儒家经典外,还经常给他讲明末清初爱国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事迹,这在章太炎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民族主义思想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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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十三岁那年,外祖父离开章家,回归故里。章太炎就跟着父亲读古书。有一次,章太炎在父亲的藏书里翻到了一本蒋良骐写的《东华录》,看到了里面记述的清朝初年文字狱的故事。血淋淋的历史,使年青的章太炎十分痛恨清朝统治者。他说:“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十六岁时,章太炎准备赴县应童子试,因患眩厥症而未去成。此后,他下决心不应科举,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代的经典书籍,并对哲学、音韵学、文字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章太炎二十三岁那年,父亲去世。他离家到杭州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去深造。这个会舍的主持人俞樾(1821—1907),是位有名望的学者,治学态度谨严,对门生要求也很严格。章太炎在“诂经精舍”里是一位深得师道的高材生。七十多岁的俞樾,一心想把自己积累的学问传授给这个年轻的弟子,章太炎也一心想把老师渊博精深的学问继承下来。他在这里先后攻读了七年,精研古训,博考事实,为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一八九五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此时的章太炎毅然放弃了跟随老师俞樾学习的机会,走出书斋,投入到挽救祖国危亡的政治斗争中去。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爱国知识分子正在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他们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强学会,宣传变法图强。章太炎赞赏康有为等人的主张,从杭州寄了十六元会费,报名加入强学会。一八九六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办《时务报》,邀请章太炎参加,他遂于一八九七年春天离杭州去上海担任《时务报》撰述,写了一些宣传改良主义的文章。不过,章太炎这时虽然赞同康、梁的变法主张,但并不同意康有为打着孔子的旗号, “托古改制”,把孔教视为国教。他还经常和梁启超等人发生争执。所以,不久他就离开了《时务报》。一八九八年,应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聘请,章太炎去武昌办《正学报》。章太炎为该报写了一篇题为《排满论》的文章,吓坏了张之洞,张之洞把他驱逐出了武昌。不久,戊戌变法失败了,许多和变法有关的人受到通缉,章太炎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为了逃避清政府的追捕,章太炎渡海到了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因著文触犯了台湾当局,他便于一八九九年六月去职赴日。在日本,他读了许多介绍西方文化的书刊,进一步打开了眼界,思想也受到很大启发。

  在日本住了三个月之后,章太炎秘密地回到了祖国。一九○○年,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清朝的统治受到了威胁,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嘴脸也更加暴露无遗。同年,唐才常在上海把他创设的正气会改为自立组织会,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推翻慈禧太后统治。他动员章太炎参加。章太炎不同意他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错误主张。他说: “如果为了光复汉室天下,就不应该再拥戴满洲人做皇帝;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了。”为了表示自己反对清政府的决心,他当场剪掉辫子,脱去清朝的服装,换上了西服。一九○一年,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继续宣传反清革命,被他的老师俞樾斥责为“不忠不孝”。师生意见不合,便断绝了关系。章太炎的这些举动,标志着他与改良主义彻底决裂,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为革命坐牢

  一九○○年八月,唐才常因起义失败遭到清政府的杀害。章太炎和唐才常有过交往,也被清政府下令通缉。国内无法存身,他便于一九○二年春天再次东渡日本避难。他住在横滨的一家小旅馆里,以替书局翻译书稿为生。在那里,他和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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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章太炎还结织了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他们都是富有革命激情的热血青年,大家经常在一起倾诉自己的抱负,共商推翻清朝的大计。有一次,章太炎对大家说: “我们要推翻清朝,首先要唤醒广大民众的民族思想,让人们回忆起明朝亡国的惨痛历史。”那时,正好离明亡二百四十二周年的日子不远了,于是,大家决定到时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纪念会。他们推举章太炎起草宣言,并分头邀请留日学生参加这一活动。

  不料,他们的这个计划被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知道了,他通过日本外务省禁止留学生开会,还传讯章太炎等人。日本警长问章太炎:“你们是清国哪一省的人?”章太炎回答说:“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清国人。”警长大为惊讶,又问:“你们是贵族还是平民?”章太炎气愤地说: “我们是明朝的遗民。”弄得警长目瞪口呆。章太炎虽然据理力争,但警长还是蛮不讲理,横加干予,最后向他们宣布:不准召开纪念会!

  一九○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许多留日学生按照预先的通知,从日本各地纷纷赶到开会的地点,但都被警察驱散。面对这种情况,章太炎和孙中山等人商定把一部分人邀请到一家餐馆,借聚餐的名义举行纪念会。会后,在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上刊登了消息。接着,香港、澳门、广州等地都举行了这样的纪念会,揭露清政府的残暴统治和卖国罪行,唤醒人们的民族思想。这些纪念会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不久,章太炎回到上海。这时,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提倡教育救国,并在上海租界开办了爱国学社,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九○三春天,章太炎应蔡元培的邀请,来到这所学校任教。他那激烈的反清革命言论,很受学生欢迎。同年,青年革命家邹容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爱国学社内。邹容很佩服章太炎的品德、文章,就把自己写的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给他看,请他帮助修改。章太炎读后很受感动,他对邹容说: “这样写好极了!语言虽然浅直,但要激励社会上的许多人,非这样写不可。”他特地为《革命军》做了序,推崇备至,称它为“义师先声”,还在当时宣传革命思想的报纸《苏报》上发表文章加以介绍, 《革命军》一书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这时候,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保皇派,他写了《致南北美洲华侨书》,公开宣称中国不能进行民主革命,只有依靠皇帝逐步实行改良。章太炎看后非常气愤,他以革命先锋的姿态,立即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荒谬论调。他的文章旁证博引,笔锋犀利,指出革命是中国最好的出路,革命就是对群众最好的教育,它能够扫除一切陈旧的东西。针对康有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不能革命的谬论,章太炎指出: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把被康有为等人顶礼膜拜的“皇帝”,贬斥为“载湉(即光绪帝)小丑,未辨麦菽”。章太炎预言说,革命能够彻底的改造中国社会,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章太炎的这篇文章,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闪烁光辉的重要文献。

  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苏报》上发表后,哄动了海内外。它们如同一阵狂飚,卷走了康有为散布的改良主义的阴云;又如同时代的号角,吹出了革命的最强音。他们两人成了举世瞩目的人物。但他们的革命言论为清政府所不容。一九○三年六月三十日,章太炎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上海租界里的外国巡捕和清政府的警探一起来到爱国学社抓人。章太炎尽管事先已得到消息,但却没有逃走。他说: “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他迎着警探走上前去,指着自己鼻子说: “别的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说着,伸手就缚。第二天,邹容不愿章太炎一人受迫害,也自动投案入狱。三天之中, 《苏报》馆和爱国学社一连被抓走六人,七月, 《苏报》馆被查封。

  在租界的法庭上,章太炎长发过肩,衣着不整,显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他满不在乎地听律师复述他那些“悖逆之词”,公开承认文章是他写的,但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他说: “我只知道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他公开声明,自己不承认这个野蛮政府。过了四个月,法庭再次审问他,他仍是那副神态。一次一次的审问,章太炎总是大义凛然,针锋相对,灭了清朝统治者的威风,长了革命派的志气。迫于全国舆论的谴责,反动派不敢杀害章太炎,但还是判处他三年徒刑。在监狱里,章太炎没有停止斗争,他常常赤手空拳和虐待他的狱卒搏斗,并以绝食来表示抗议。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他研读佛经,写日记,帮犯人认字看书,还赠诗给邹容互相鼓励。他在诗里说: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表示了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他还和外边的蔡元培等人取得联系,发起成立了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光复汉族江山为宗旨的革命组织光复会。

  一九○六年六月,章太炎熬完了三年铁窗生活,刑满释放。出狱那天,孙中山专门从日本派人到上海来迎接他。当晚,他便乘船东渡日本。

  《民报》主编

  章太炎到达东京的时候,受到了中国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同盟会专门举行了有二千多人参加的盛会。在欢迎会上,他尽管身体虚弱,全身浮肿,但目光炯炯。他登台讲演,回顾自己的经历说:我当初提倡革命的时候,许多人总是摇头,有的认为是神经病;有的认为是大逆不道;也有的说是自取杀身之祸。但是,自己却不理会这些,只是凭着信仰进行斗争。因为要成就大的事业,非有几分“傻劲”不可。有了这股“傻劲”,才能在困难之时坚持斗争,百折不回。他要求大家抛弃富贵利禄的念头,不惜流血杀头、誓死进行革命。会后,章太炎参加了同盟会,被委任为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应一些留学生的请求,他还举办了一个“国学讲习会”,自己担任主讲。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钱玄同等人,都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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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反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的错误言论,章太炎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讨满洲檄》、《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革命道德说》等一系列充满激情的文章,与康、梁所把持的《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论战。在论战中,章太炎以鲜明的革命立场,渊博的中外知识,无情地揭露了改良派“污邪作伪”、“志在干禄”的嘴脸,把梁启超等人的观点驳得体无完肤,《新民丛报》被迫于一九○七年七月宣布停刊。章太炎是一位所向披靡的革命家,他在黑暗中登高疾呼,唤醒民众一起去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扩大了革命派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后来评价章太炎时所说的: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从拥袁到反袁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回到了祖国。但由于在办《民报》和发动武装起义等问题上同孙中山早就存在的分岐,他已不能与同盟会合作。当黄兴征询他对扩大同盟会的意见时,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错误主张,要求解散同盟会。不仅如此,一九一二年初,他还联合一些人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并当选为会长,和孙中山分庭抗礼。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委任他为总统府的枢密顾问,但章太炎只答应挂个名,始终不肯就职。后来,章太炎表面上为孙中山做事,暗地里却倒向袁世凯。

  章太炎被袁世凯的假象所迷惑,误认为袁是“雄略之士”。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章太炎就当了袁世凯政府的高级顾问。然而,袁世凯奸诈、虚伪,是容不得他的,不久就派他出去当“东三省筹边使”。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人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章太炎这时才认清了袁世凯的凶恶面目。他亲自参加了宋教仁的葬礼,愤而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袁世凯想用怀柔的手段笼络他,授于他一枚勋章,但这并没有改变他的反袁立场。于是,袁世凯使出了更为毒辣的一手。一九一三年八月,章太炎去上海结婚后回到北京,刚住进共和党总部,袁世凯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不让他自由行动。章太炎忧心如焚,想到千万英烈用鲜血换来的中华民国,竟成了袁家的天下,他仿佛做了一场恶梦。从此,他的意志消沉了。为了发泄心头的愤怒,他在纸上大书“袁贼”两字,以火焚之,边焚边喊: “袁贼烧死了! ”他大量饮酒,每饮必以花生米佐之,边吃边掐去花生米蒂说: “杀了‘袁皇帝’的头!”

  袁世凯一面“打”他,一面又“拉”他,假惺惺地派人送给他五百元钱,章太炎怒不可遏,抓起银元劈面扔去,大声叱道: “袁奴速去! ”

  一九一四年一月七日,章太炎身穿长袍,手执团扇,扇下系着袁世凯授给他的太勋章,来到总统府,要见袁世凯。卫兵上前阻挡,他根本不予理睬,大摇大摆地走进接待室,非见袁不可。袁世凯避而不见。他一怒之下,把总统府招待室的陈列器物砸了个稀啪烂,还大骂袁世凯是奸诈阴险的小人。卫兵无法,只得连拖带扭地把他塞进一辆马车,送到龙泉寺监禁起来。

  袁世凯碍于章太炎的声望,不敢加害于他。第二天,派自己的儿子给章太炎送去锦缎被褥等物品。章太炎点起香烟把被子烧了许多窟窿,然后扔到窗外。为了抗议袁世凯的无理监禁,章太炎进行了绝食斗争。在幽禁期间,他还写了《魏武帝颂》、《宋武帝颂》等诗文,讽刺袁世凯是个既不能对付外敌,又不能治理内政的奸雄。他还和经常去看望他的学生吴承仕谈论学术问题,后来,吴承仕把他所谈的整理成书出版。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结束了三年幽禁生活,恢复了自由。但经过袁世凯称帝和后来的张勋复辟,他的思想更加消极颓唐。他看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朋友死的死,变节的变节,只有孙中山还在继续奋斗,就逐渐改变了对孙中山的看法,主动和孙中山恢复了友谊。一九一七年七月,他还出任孙中山组织的护法军政府的秘书长。

  章太炎的晚年,大部分是在苏州度过的。他脱离群众,主张“尊孔读经”,主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授文字学、历史学、哲学和佛学,以期将自己渊博的知识传授给后人。

  章太炎后期虽然“渐入颓唐”,但并没有同反动派同流合污。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的爱国热情又一次焕发了出来。“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给北京宋哲元致电说: “学生请愿,事出公诚”,不要管他平素是否加入共产党,只要看他“今之主张何如”,对学生的抗日爱国正义行动表示支持。一九三六年病笃期间,他还支持共产党军队开赴前线抗日。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转变,放射出晚年的余晖。

  章太炎是我国近代一位学识渊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对于革命的功绩,比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要大。他七次被追捕,两次入狱,尽管晚年思想倒退,有过错误,但这不过是白璧微瑕, “并非晚节不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