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简介资料故事 陈天华著作《猛回头》《警世钟》

时间:2016-12-08 13:56:42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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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梦千年何日醒? 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 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 腥膻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 献与同胞侧耳听。

  读了《警世钟》一书的开头词,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满腔热忱的爱国者正在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他时而怒斥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强盗行径,时而揭露清朝政府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以强烈的爱国感情唤醒人们起来革命,拯救祖国。这位爱国者就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激进先锋,杰出的鼓动家和通俗宣传家陈天华。

  草庐俊杰 牛背神童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又字过庭,号思黄,一八七五年出于湖南新化县下乐村。父亲陈善,是个落第不仕的乡村穷塾师。十岁时失去母亲的陈天华,从幼年起就替人家放牛,空闲的时候由父亲教识字读书。他天资聪明,读书很用功。没有进私塾学习的条件,就骑在牛背上读书。九岁时,就把一部《左传》读得烂熟,两千年前春秋时代的历史,他讲起来头头是道。当地不少人称他为神童,很喜欢听他讲故事。

  十五岁那年,陈天华有机会进了私塾学习传统的封建文化。但陈天华很喜欢民间流传的通俗文艺作品,有时还模仿着写些山歌小调或民间故事,他编的故事言词通俗,情节生动,深受乡亲们喜爱。

  一八九六年,陈天华随父亲移居新化县城,住在资江书院里。陈天华在做小买卖的同时,抽空在资江书院旁听。有一次,书院院长给学生出了一道作文题,阅卷时见到一篇长达数千言的文章,旁征博引,议论精辟,很为诧异。原来,这是没有正式学籍的陈天华写的。为此,院长特别允许他借阅书院里的藏书。于是,陈天华在这里通读了《二十四史》。他对书爱不释手,常常废寝忘食。

  年青时代的陈天华,具有远大的抱负。有一次,他路过一座古代驿亭,触景生情,便在墙上题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 “莫谓草庐无俊杰,须知山泽起英雄。”诗句锋芒毕露,表达了他的雄心壮志。

  湖南是维新运动开始较早和搞得很有生气的地方。在维新运动的热潮中,陈天华考进了提倡新学的新华求实学堂。他仔细阅读提倡新学的各种书报,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说,经常与同学谈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学说,议论时事政治,并参加了一些维新活动。他还联络一些同学写了《公恳禁幼女缠足禀》,请求清政府“出示晓谕”,禁止幼女缠足, “而变颓风”,达到减少妇女痛苦、“强种保族”的目的。这份禀帖受到湖南维新派官吏们的重视,被刊登在庸才常等人创办的《湘报》上。

  赤诚爱国 投身革命

  一九○三年春,陈天华因学业出众被选为官费留学生去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但是,民族的深重危机,祖国的苦难命运,使他无法安下心来读书。当时,正值沙俄拒绝撤退盘踞在我国东北的军队,企图永久霸占中国领土。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召开拒俄大会,组织了拒俄义勇队,陈天华毅然签名,成为拒俄义勇队的骨干。他咬破手指写了几十封血书,备陈古今亡国灭族之惨,寄给国内各学校。在《敬告湖南人》的血书中,他向湖南乡亲们指出,如今中国人民已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要么誓死抵抗,要么坐以待毙。他要求人们“万众一心, 舍死向前”,以使“外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所有读到血书的人,包括湖南巡抚赵尔巽在内,都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为了唤起民众,他还和湖南留学生杨笃生等参加了《游学译编》的编辑工作,积极宣传民族革命。

  不久,陈天华又和黄兴、蔡锷一起,以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学生军)为基础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它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陈天华和黄兴被推为“运动员”,分别回国和去南洋群岛发动群众,策动武装起义,组织反清的革命斗争。

  一九○四年二月,陈天华和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作为领导湖南革命运动的机关。以后又与会党首领马福益组织了同仇会,作为联络各地会党的机构。他们计划在一九○四年十一月慈禧太后七十寿辰那天,趁全省文武官员到长沙万寿宫祝寿的机会,用炸弹把他们炸死,然后在湖南各地同时起义。可惜计划被清政府事先探知,起义还未发动就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了。陈天华逃到上海,上海也在追捕革命党人,他只好逃亡日本。

  在日本,陈天华继续斗争,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一九○五年六月,他与宋教仁等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同年八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陈天华热情拥戴孙中山为领袖,在促成革命派联合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并被推举为同盟会会章的起草员。著名的《革命方略》就是由他执笔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他又成为重要的编撰人。

  奋笔疾书 敲响警钟

  陈天华是一位出色的革命宣传家。他经常闭门不出,埋头写作,写到痛心之处,往往泣不成声。他用凝聚着血泪的语言,写下了许多揭露帝国主义罪恶和宣传爱国、革命的文章著作,如《狮子吼》、《国民必读》、《最近政见之评决》、《中国革命史论》等。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要数一九○三年出版的《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书。

  在这两本书中,陈天华以强烈的爱国热情,通俗流畅的笔墨,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他在《警世钟》的一开头就生动而形象地诉说着祖国的危难、人民的悲惨。他说: “嗳呀!不好了!我们中国人,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这凄切的诉说,悲愤的呼号,表达了他对民族命运的焦虑。面对着亡国之灾、瓜分之祸,他痛心疾首,尖锐地指出: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

  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

  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

  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他一针见血地告诉我们,亡国之祸是清政府腐朽黑暗的统治造成的。“满朝中,除媚外,别无它长”。清朝政府奉行的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投降政策,它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是帝国主义的“守土官长”。因此,要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反对卖国的清政府,反帝和反封建必须结合起来。

  陈天华站在时代的前列,呼唤着自己的同胞“醒来!醒来!快快醒来!快快醒来!不要睡的象死人一般。”他号召大家“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

《猛回头》
《猛回头》

  在《猛回头》中,陈天华充满信心地期待着中国这只“睡狮”有一天会醒来,憧憬着革命成功后的壮景: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

  百兽惊,龙蛇走, 魑魅逃藏。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到那时,齐叫道; “中华万岁”!

  才是我,大国民, 气吐扬眉。

  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陈天华具体提出了他革新图强、振兴中华的十条措施:

  除党见, 同心同德;

  讲公德,有条有纲;

  重武备,能战能守;

  务事业,可富可强;

  兴学堂,教育普及;

  讲演说,思想偏扬;

  兴女学,培植根本;

  禁缠足,敝俗矫匡;

  把洋烟,一点不吃;

  凡社会,概为改良。

  陈天华在文章中还斥责改良主义者的“预备救国”论,指出这是要中国人“预备做奴隶”。他说: “事到如今,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他还提出要学习外国人的长处,去掉自己的短处, “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向他报仇,不学断不能报”。他希望人人都有“牺牲个人,以为社会;牺牲现在,以为将来”的革命精神。他认为只要“人心不死”, “中国万无可亡之理;只要我们的同胞”“前死后继,百折不回”,就“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自立于世界。

《警世钟》
《警世钟》

  《猛回头》和《警世钟》的发表,如同霹雳一般震撼了中国,又象警钟一样惊醒了沉睡的人们。明快如澈的革命道理,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流畅的文字,高亢悲壮的感情,使得它很快地流传开来,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在清朝的新军中,在民间的会党和学校的青年中,许多人看《猛回头》象着了迷一样。湖南的一些学堂还翻印出来发给学生作为课本,有的地方还谱成了歌曲,到处演唱,对此,清政府十分害怕。一九○六年,他们杀害了到处演说《猛回头》的浙江金华说书人曹阿狗,并在上海迫害出版和代售《警世钟》的书商。然而,革命的真理是不可战胜的。清政府的禁止,反而使这两本书更加风行各地,城乡传遍了陈天华精心创作的血泪歌词:

  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

  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

  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

  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

  论方里,四千万,五洲可比;

  论人口,四万万,世界难当;

  论物产,真是个,取之不尽;

  论才智,也不让, 东西两洋;

  ……

  唱者怒发冲冠,听者热血沸腾,陈天华的著作为后来的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参加武昌起义的青年,许多人都受到过他这两本书的影响。

  投海自尽 为国捐躯

  一九○五年十一月, 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乞求颁布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以禁止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这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怒,八千多名留学生罢课抗议,许多学生决定回国。但也有一些人如汪精卫等怯懦、畏缩,主张忍气吞声。陈天华十分气愤,他决定用自杀来抗议日本政府这个“剥我自由,侵我主权”的规则,并激励全体留日学生“有所警动”, “共讲救国”。十二月八日凌晨,陈天华在日本大森海湾愤然投海,时年三十一岁。

  陈天华曾经说过,他的救国有两条途径,一是作书报以警世,一是遇可死之机会而死之。他想以自己的生命来促使人们觉醒,这种爱国责任心固然是好的,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自杀毕竟是不足取的。陈天华作为一名资产阶级革命家,始终把眼光局限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看不到广大群众中蕴藏的革命力量,因而在斗争受挫时就缺乏坚韧性。他的自杀,对他自己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对革命来说,则失去了一位有才华的宣传家。

  陈天华临死前留下的《绝命辞》说: “欲使中国不亡,惟有一刀两断,代满洲执柄而实行革命。”他希望大家“坚忍奉公,力学爱国”。陈天华死后,《民报》刊登了他的遗像、《绝命辞》和悼念他的文章。当有人宣读《绝命辞》时,成千上百的人都泣不成声。在安徽起义中献身的陈伯平,把他比作为赴国难而投水的屈原和田横,专门作诗哀悼。

  一九○六年,陈天华的灵柩被同盟会革命同志运回湖南。抵达长沙时,全城学生和各界人士一万多人不顾统治者的阻挠,自动聚集起来,绵延数里为陈天华送葬。他们举着白旗,唱着哀歌,把这位革命者的灵柩安葬在风光秀丽的岳麓山上。

  陈天华虽然牺牲了,但他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很快地燃起了漫天的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