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简介资料 康有为生平事迹故事 康有为维新变法的领导人

时间:2016-12-08 15:26:32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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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向日本屈辱议和,于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抗怒潮。同年五月,在北京城里发生了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请愿运动。当时,进京应考的十八省举人聚会于宣武门外的达智桥松筠庵,他们个个慷慨激昂,悲愤万分,公推一位三十多岁的广东举人,连夜起草上奏光绪皇帝的万言书,请求政府拒绝和日本签约,立即改革朝政,以使国家富强起来。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的有一千三百多名举人。除了呈送皇帝之外,这份万言书还被辗转传抄,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了北京城。

  这位起草上皇帝万言书、领导请愿运动的广东举人,名叫康有为。后来,他成为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我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及十九世纪后期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

  立志改革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南海先生。一八五八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祖父康赞修,做过连州县学的教官,父亲康达初,曾为江西补用知县。

  康有为十一岁时,父亲去世。他就跟着祖父读书,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受到很深的思想影响,常常开口圣人,闭口圣人,亲友们跟他开玩笑,叫他“圣人为”。祖父死后,他就学于当时著名的学者朱九江。九江主张学问要“济人经世”,康有为在他指导下,大约花了四年时间,广泛阅读了中国古代的著作,寻求经世致用的学问,接受了一些倾向革新的学说。

  康有为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时代。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康有为感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没有多大用处,产生了思想上的苦闷。此后,他独自一人到西樵山白云洞去研读佛经和道学,想用修身养性度过自己澹泊清静的一生。可是,日益尖锐的民族危机,使他怎么也静不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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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云洞,他结识了翰林院的编修张鼎华。通过张鼎华,康有为了解到当时京城内外的许多情况。在他的影响下,康有为开始阅读《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比较实用的书籍。对西方文化的初步接触,使康有为在沉闷中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于是, “哀物悼世,慨然以经营天下为志”。

  一八七九年,康有为去香港游览。这个殖民地城市的瑰丽建筑,整洁的街道,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八八二年,他到北京应考举人未中,归途经过上海,租界里殖民者先进的管理办法,也使他羡慕, “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他决心探索其中的奥秘。他在上海买了大批翻译出版的西洋著作,装了满满的几大箱子。经过几年的研读,康有为渐渐地明白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比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优越,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向西方学习,改革政治制度,实行维新变法。在此期间,他还写成他的名著《大同书》初稿。

  上书皇帝

  怎样才能实行维新变法呢?康有为是个秀才,他手中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至高无上的皇帝身上,企图说服皇帝,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一八八八年,康有为第二次去北京应考。那时,中法战争结束不久,中国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康有为想,如果再不变法图强,局势就不可收拾,便写信给光绪皇帝的亲信大臣翁同龢、潘祖荫,说明维新变法的重要。接着,他又写了五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建议光绪皇帝赶紧革新变法以挽救民族的危亡;深切体察民情,防止农民的暴动;广开言路,不要任用坏人。这就是“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这是康有为的第一次上书,但它并没有被递到光绪手里。因为转递的大臣怕言词激切,得罪皇上,把它扣压下来了。而这次应考,康有为本来已被录取,但主考官听说他是那个上书的人,就破口大骂: “如此狂生,不可中!”把他的名字一笔勾掉了。康有为虽然没有考中,但却从此出了名,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一八九一年,康有为回到广州,开办了“万木草堂”,一面讲学,一面从事研究和著述,宣传变法维新的思想主张。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的帮助下,康有为把西方进化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中国古代变法维新的思想揉和起来,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在前一部书里,康有为在护卫孔子的名义下,宣称东汉以后经学家所尊奉的古文经籍,是后人伪造的伪经,与孔子并无关系。在《孔子改制考》里,他把孔子打扮成为一个改革者,说孔子在《六经》中宣扬的唐尧、虞舜的太平盛世,只是他自己政治理想的假托。历史是不断进化的,政治制度也会随着变革,孔子本人就进行过政治改革。可以看出,康有为实际上是借用孔子的招牌,来宣传自己变法维新的主张。这两本书,虽然没有直接议论现实政治问题,却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一八九五年春天,康有为再一次赴京应考。当时正值中日甲午之战刚刚结束,日本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康有为联合各地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公车上书”。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举人们把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要求进呈皇帝,但都察院的官员却推说皇帝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章,竟拒绝进递,因而这篇上书没有被光绪皇帝所看到。但是,万言书由于被辗转传抄,却传播得很快。广州、上海等地还特地刊行了《公车上书记》。这样,康有为成了全国注目的改良派人物。

  “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第八名,被任用为工部主事。但康有为没有去上任,继续搞他的变法活动。他把万言书的原稿修改了一遍,以个人的名义再进呈皇帝,这是他的第三次上书。在这次上书里,康有为提出了“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等改革主张,要求发展经济,开办学校,加强国防。这次上书,光绪皇帝看到了,并且很赞赏,还命令把它分发给各省督、抚、将军。康有为很受鼓舞。一个月后,他又第四次上书皇帝,要求皇帝改革官制,设议院,开矿业,修铁路,办邮政。康有为说:只要实行变法,十年就可使中国富强起来。但这次上书又遭到扣留,未能递上去。不过,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看到了它。他非常佩服康有为的见解,专门找了康有为谈变法的事。以后,翁同龢常在皇帝面前谈论变法。有一次,他对光绪皇帝说: “康有为是个有才能的人,比我要强百倍。”由于翁同龢的推荐,光绪皇帝才下令:凡是康有为的上书,要及时上报,不准阻搁。

  宣传变法

  为了实现维新变法的主张,拯救祖国的危亡,康有为在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中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活动。他结识了一些倾向变法维新的青年官吏,如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后来,他们都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

  一八九五年八月,在翁同龢的支持下,康有为与文廷式、陈炽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强学会的宗旨是“求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作《强学会序》,叙述了帝国主义妄想瓜分中国的危险情状,要求迅速培养人才,御侮图强。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讲,在社会上造成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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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主编,每日一小册,随同《京报》——朝廷中专门录印上谕和奏折的官报,免费分送给朝廷的大臣,以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不久,康有为又到上海,筹备成立了强学会上海分会,还创办《强学报》,仍由梁启超担任主编,从而使宣传变法维新的声势更大了。

  但是,几个月后,强学会被清政府的顽固派封闭, 《强学报》也被迫停止出版,康有为只得回到广东讲学。一八九七年冬,德国帝国主义用武力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立即从广东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革旧图新。他从保国保君的思想出发,在奏折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言辞恳切、沉痛,很多人都争相传抄。上海的报纸登载了这个奏章,都察院的官员高燮看了很受感动,要求皇帝召见康有为。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皇帝只下令由总理衙门召见。

  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康有为来到总理衙门,接见他的有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翁同龢,顽固派官僚荣禄、李鸿章等。荣禄是大学士,又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他气势汹汹地对康有为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抨击说;“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的疆土的,现在连祖宗的疆土都守不住,泥守祖宗之法还有什么用处!”接着,有人问康有为“变法该从何入手?”他回答说: “应从改革官制和法律入手。”李鸿章听后反问道: “难道六部都要取消,一切法制都不要了吗?”康有为从容地说: “法规旧了就会产生弊病。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旧法制适应不了新形势,就应当进行改革。一下子改不了,也要逐步改革。只有这样,新政才能推行,国家才会富强。”顽固派官僚原想用许多问题难倒康有为,不料反被康有为弄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第二天,赞同变法的翁同龢把谈话的情况报告了光绪。光绪皇帝要康有为把变法的方案专折上呈。于是,康有为在一月二十九日又上了个《应诏统筹全局折》,这是他的第六次上书。这次他提出了具体的变法方案。他请求皇帝召集大臣商议,宣布变法维新;要求广开言路,设立“上书局”,允许天下官民上书;改革政府机构,设立法律、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他在奏折里大声疾呼说,变法就能保住国家,不变法国家就会灭亡。他还把自己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德变政记》一并进呈光绪,希望他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说, 日本本来也是一个弱国,明治天皇实行维新以后,很快就变成了强国,中国如果以日本为榜样,那未也会变成强国。康有为的奏章打动了光绪皇帝,光绪下决心实行变法。

  在此同时,康有为加紧了在官僚知识分子中的活动。他约了各省的旅京人士设立学会,以便把维新运动推广到全国去。他自己发起组织了粤学会,杨锐发起组织了蜀学会,杨深秀组织了陕学会,林旭组织了闽学会,谭嗣同组织了南学会。在地方学会纷纷成立的基础上,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为又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他激昂慷慨地说: “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号召大家起来变法图新,挽救国家的危亡。他说: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他要求大变、快变。由于康有为等人的推动,维新变法的呼声愈来愈高,逐渐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