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简介资料 严复自传生平事迹故事 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严复

时间:2016-12-08 16:27:31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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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是中国近代精通“西学”的第一流人物。在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过程中,他第一个大量地、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他一生翻译了二百多万字的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名著。他翻译的《天演论》, 曾经风行全国,唤醒和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走上了救亡图强的爱国道路。严复是我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著名理论家,也是戊戌变法的宣传鼓动家。

  追求新思想、新文化

  严复,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晚号愈壄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一八五四年出生于一个儒医家庭。严复的祖父中过举人,在县里当过小官,父亲严振先,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家里经济不很富裕。

  严复小时聪明好学。七岁入私塾,十一岁跟随本地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师黄宗彝读书。他和老师一起住在楼上,楼下有个戏班子,每晚唱戏,严复都不去看。老师很喜欢这个勤奋的学生,教他通读了“四书”、“五经”以及不少宋、明理学家的著作。

  十四岁时,严复的父亲不幸去世,家庭经济日益困难。他和两个妹妹全靠母亲作女红维持生活。他再也无法从师求学、走科举入仕的道路了。

  就在这个时候,福州马尾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招生。这是洋务派创办的一所学校,目的是培养海军人才,富家子弟大多不愿进这种实业学堂。为了使家境困难的学生就读,船政学堂不仅不收伙食费,每月还发给学生四两白银,成绩列一等的,还可得赏银十元。无钱上学的严复,便去投考这所学校。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刚死去父亲,悲痛异常,他把自己对父亲的感情倾注在文章里,结果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录取。

  严复在这个学堂里读了五年书,学习了数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对这些从西方传来的新知识,严复觉得很新鲜,学习也十分努力。十九岁时,他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随后,被派到“建威”、“扬武”等军舰上实习,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和日本的长崎、横滨,考察过祖国的宝岛台湾。这一切大大开阔了严复的视野。

  一八七七年,严复和其他十一人被派到英国留学,学习军舰驾驶技术和海军战术等学科。当时的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盛时期,高度的物质文明给这位来自东方贫穷大国的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常在思考着:祖国为什么会那么贫穷落后?

  严复一面努力学好学校规定的功课,一面考察、研究英国社会,探索英国进步发达的原因。他还常常到法庭上旁听法官审理案件,看到罪犯有辩护律师出庭辩护,公众也能听取案件的审理,他深深地感到英国和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同。他认为,英国的富强并不仅仅是因为“船坚炮利”,而是因为它有一个比中国封建制度进步的社会制度。为了从“西学”中寻求救国之道,严复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棱的《民约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还有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无不贪婪地阅读着。

  两年的留学生活结束了,严复不仅成了海军大学的优等生,而且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和社会制度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当时,中国驻英国的公使郭嵩焘,曾同严复彻夜讨论过中西学术和政治制度问题,郭十分佩服严复的学识和才能,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出使到这里来,只有严复这样的人才称职合适。”

  敲响救亡图存的警钟

  严复一八七九年六月毕业回国后,起初在福州的船政学堂担任教习(教员),第二年又到了李鸿章在天津新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当总教习(教务长)。当时的总办(校长)吴仲翔并不懂得海军业务,学校的实际事务都由严复负责。开始,严复以为在水师学堂能施展自己的才干,但当时的水师学堂在洋务派官僚的把持下,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水师学堂,严复清楚地看到了清朝海军的腐败。闽江口的马尾,这个严复开始海军生活的地方,因为法国海军的偷袭,港内福建水师舰只全部沉没。一八九四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海战的结果,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海军,又几乎全军覆没。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严复从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觉醒过来,他再也不相信洋务派宣传的“自强”之道了。他常常忧郁地对人说: “不消三十年,中国要象一条老牛一样,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了。”

  这时候,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正在大力推行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他们组织学会,出版报纸,上书皇帝,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声势。严复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成了一名出色的维新思想家。

  严复认为,要变法图强,就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为此,他翻译了许多西方的著作,介绍他们的社会政治学说。轰动一时的《天演论》便是严复翻译的第一本书,它于一八九五年译成,一八九八年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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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一部论文集,其中前两篇专讲进化论,严复把它译为《天演论》。进化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创立的学说,它揭示了生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世界上的生物,为了生存都互相竞争,优胜劣败,适宜生存的就保留下来,不适宜的就被淘汰,达尔文把这叫做“物竞”和“天择”。生物进化论是科学的理论。但是,严复在书中支持为赫胥黎所反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进化的学说庸俗化,机械地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人类社会也象生物界一样,彼此竞争,强大的生存下来,弱小的就被灭亡,这就产生了很严重的错误。因为按照这种说法推论,强国侵略弱国,大民族压迫小民族,也是天经地义的。因此,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侵略、压迫服务的理论。不过,严复介绍这种理论,却另有自己的目的,为的是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敲起救亡图存的警钟: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中华民族若再不奋发图强,就将会永远沦为西方国家的奴隶, “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他根据生物进化的观点指出,世界是发展变化的,宇宙不是亘古不变的,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从而驳斥了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谬论,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根据。

  严复在《天演论》里还用唯物的观点解释“天”,指出“天”是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而人是有意志、有智慧的,只要智力兼施,就可以与天争胜。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只要奋发图强,厉行改革,中国仍可得救。民族存亡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天演论》好比一支响彻云霄的号角,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出版后很快风行各地。短短十年间,竟印行了三十几版。小学生以它为课本,中学教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作文命题。鲁迅先生曾说过,他在学生时代就不顾长辈的反对,买了一本《天演论》,一口气读了下去。

  除翻译西方著作外,严复还在一八九五年的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几篇政论文章。一八九七年,他又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为变法大造舆论。

  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和社会制度。他批驳了顽固派的那种认为只要将中国与世界隔绝,闭关锁国,使“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之飞车不至”,就能“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永远太平无事,久安长治的谬论,认为变法是世界的必然趋势,企图不变而安泰,这纯粹是痴心妄想,处事应该顺应“世之变化”,尊今而叛古。

  在《原强》一文中,严复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救国理论,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根本的办法有三条: “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增强体质,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为此,他提倡医学,主张发展体育事业,特别反对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所谓开民智,就是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他提倡自然科学,要求废除科举制度。他比较了中西学问的不同,认为西学以实际事物为研究对象,书本只是参考,所以学问不断长进,而中国的学问却以书本为研究对象,读书成了学问的一切,所以无法逃脱古人的巢臼,学问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严复的这些意见,都切中了当时封建教育的弊病。所谓新民德,就是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用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代替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

  严复的另一篇著名文章《辟韩》,是批判唐代大学问家韩愈的。韩愈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出发,认为封建君主生来就是发号施令、统治人民的,而人民生来就是从事生产、侍奉君主的。严复指出,韩愈的错误在于“只知有一人(指皇帝),而不知有亿兆(指民众)”。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公产”,王侯将相只是人民雇用的“公仆”。历代帝王从人民那里窃得了权力,胡作非为,不过是些“大盗窃国者”而已。

  严复的这些文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充满了爱国激情,使长期受封建思想窒息的广大知识分子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逐渐觉醒起来,产生了用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民主、自由来使国家富强起来的美好愿望。

  除了理论上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遥相呼应,严复还参加了一些实际的维新活动。一八九六年,他支持维新派张元济在北京创办了通艺学堂。这是一所培养变法人才的学校,有学生四、五十人。严复亲自到学校讲课,因为内容丰富、新鲜,北京的很多官吏、学者也都赶去听讲。

  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维新变法主张,宣布全国实行新政。维新派人士向光绪皇帝推荐严复,说严复是通达时务的人才。九月十四日光绪召见严复。这次召见使严复非常兴奋,他赶紧修改自己的《上皇帝万言书》,准备递呈给光绪。没想到,万言书还没修改好,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了政变,维新变法宣告失败了。

  致力译著事业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民为祖国独立、富强而进行的斗争并没有停息。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从戊戌变法的失败中醒悟过来,丢掉了改良主义的幻想,投入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可是,严复却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前进,他坚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终于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严复对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殉难和光绪皇帝的被囚禁,既同情又悲哀,他写了《戊戌八月感事》: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郁郁不欢地回到了天津,思想趋向消沉、保守。由于他参加维新变法的实际活动不多,又同洋务派有着一定联系,所以在这场流血政变中没有受牵连,继续做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是,他参与创办的《国闻报》却被封闭了,通艺学堂也被迫停办,并入京师大学堂(后来的北京大学)。在顽固派的残酷镇压下,严复灰心丧气,感到自己“一无可为”,于是“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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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仓皇离开天津,避居上海。从此,他就脱离北洋水师学堂,过着不十分安定的生活。他先在开平矿务局、京师大学堂编译局任职,一九○五年又去上海帮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当了几个月的第二任校长。一九○八年,清政府为了拉拢他,任命他为审定名词馆总纂,还赐给他文科进士出身,让他当了资政院议员。辛亥革命后,他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最后又站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提倡尊孔复古。一九二一年,这位曾经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中国人,在复古主义的迷梦中病死。

  应该看到,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虽然在政治上落伍了,但在介绍西方文化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译出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前半部,斯宾塞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等等。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逻辑学著作,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全新的学问,它们是批判封建主义、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严复译书,十分认真负责,真可谓字斟句酌。他提出的译事三原则: “信、达、雅”,即译文既要忠实于原著,又要词能达意,文字优美,到今天还是翻译工作者所遵循的重要准则。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他的有些译作,至今仍在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