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王稼祥简历 王稼祥生平经历 王稼祥的后代子女[第4页]

时间:2017-02-21 21:18: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中联部部长

  一九五一年初,王稼祥担负起第一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重任。他一到中联部,首先抓了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他提出中联部在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上,必须少而精,人员不宜过多,不能搞成庞大臃肿的机构,工作必须讲求效率。因此在他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机构层次少,部下面只设组 (后改为处) ,工作效率是高的。

  当时中联部的干部,大部分是从中央统战部调来,缺乏国际知识和外事工作经验。王稼祥要求干部,通晓业务知识,掌握世界各国和各国兄弟党的基本情况,以及工人运动情况。他常对干部说,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更不能沾沾自喜,以外行自居。一定要不断地提高国际方面的知识,否则就不可能对国际现象和国际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就不可能比较有把握地来掌握党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政策。

  王稼祥对科以下的业务干部,提出每天最少要写五百字的材料给他,逼着大家去钻研业务。开始有许多同志叫苦连天,后来不少干部就是在这个每天五百字的要求下苦练成才,业务提高快,成果出得快,感到有前途有奔头。王稼祥对下属起草的简报和文电,有五个字的要求: 即快、准、短、通、雅,尤其要求快和准。他说,不快可能失了时效,不准可能犯错误,这两点一定要做到。

  中联部是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机关,王稼祥认为,要完成党交给的联络兄弟党的国际任务,必须正确地掌握党际关系的原则。他根据多年来国际共运的经验,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有关党际关系准则。他说,我们党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用一通句俗的话来说,就是“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我们必须掌握住这个特点来进行工作。我们党和各国共产党都是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因此,各国党就象“兄弟”一样,可以称为“一家人”。但是,另一方面,每一个共产党,总是首先代表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民族的。每个国家的情况殊异,要制定这个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能由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进行探讨和作出决定。因此,各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是完全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又不是一家人” ,更不能是“父子党” 。王稼祥说,如果不能妥当地处理好“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这个关系,那就会发生大国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

  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王稼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更应该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这是真挚的友爱的新型的兄弟国家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不能搞大国主义,干涉别国内政。他在处理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始终遵循这个原则。

  一九五一年四月,王稼祥受中共中央委派去苏联,同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会谈。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见时,在座的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领导人。双方对朝鲜问题、国际共运、亚洲革命形势和中国情况,广泛地进行了交谈。斯大林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评价很高,甚至说: “联共党了解的主要是欧洲、西方的情况,亚洲、东方的情况还是中国熟悉。他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即: 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其根据是小国在建设和防卫方面有许多困难,只有和大国联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些难题①。对于斯大林的这个设想如何作出反应,这对王稼祥是一次考验。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关系的方针,用和缓但明确地语气说: “我们不能这样做。”②在五十年代,敢于对斯大林的意见提出不同见解,是极为难得的。王稼祥坚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赢得了对方的尊敬。斯大林还亲自陪同王稼祥共进午餐。

  一九五三年三月,中共中央任命王稼祥为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指导工会、青年团体、妇联以及保卫世界和平组织等群众团体的对外活动。他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国际活动委员会工作的目的, “就是争取更多的国际友人,直接间接地影响各国人民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以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为主体的国际和平力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③他要求工作人员认识国际活动的重要性,要学习国际知识,提高国际工作能力,不断总结经验,做出成绩来。在王稼祥的指导下,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国际交往活动很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王稼祥在担任中联部部长期间,在处理各国兄弟党之间关系中始终坚持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因而使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威望急剧提高,影响迅速扩大,至一九五六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与世界六十多个兄弟党建立了关系。这是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同时也充分表明了在王稼祥主持下的中联部工作是有成绩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前来参加,盛况空前。王稼祥担任接待委员会主任,主持整个接待工作。这是一项极其繁重复杂而又十分细致的工作,从发出邀请、组织迎送、安排与领导人会见、参观访问等,都不能有丝毫差错。王稼祥指挥若定,部署有方,日以继夜,不辞劳苦,鼓舞和带动全体接待人员共同努力工作,终于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各国代表们的高度赞扬。

  在党的八大会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和混乱。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兴高采烈,乘机在全世界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恶浪。面对这股逆流,作为中共中央参谋机关的中联部,立即投入新的紧张的工作。王稼祥除带领中联部干部搜集、翻译和整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供中央政治局讨论参考外,还对有关斯大林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中联部多次谈到,斯大林除了犯有肃反扩大化和对个人崇拜的错误外,还对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他指出,斯大林犯这些错误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苏联前身的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封建帝国。这是个人崇拜和大国主义赖以生存和滋长的土壤。他认为个人崇拜除斯大林要负责任外,其周围的人包括赫鲁晓夫自己也要负责。指出,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不仅不能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且还会以新的形式发展家长制的大国主义。苏联由大国主义发展为霸权主义的事实,证明王稼祥的预见是正确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至十九日,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王稼祥是代表团成员。这次出访的任务,主要是交换对波、匈事件的看法。会谈日程和工作安排都很紧张,周总理还在公开场合作了多次演讲。王稼祥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主持起草了三个联合声明、两个新闻公报和周恩来的十四次演讲稿,对这次访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表了错误的言论,毛泽东决定开展反右派斗争。由于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一大批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时,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的王稼祥,在领导中联部机关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实事求是地对于整风鸣放中的言论进行了具体分析,感到尽管中联部也出现了某些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错误言论,但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基于这种分析,在中联部已有两人被打成右派后,他就及时地把运动停下来,使反右派斗争在中联部没有再行扩大。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轻率地发动了 “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王稼祥对此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为了检验自己的思想认识,他日以继夜地研读有关“大跃进”的内部材料和文章,听取从农村参观回来的同志的汇报,同时自己也外出去通县、武昌等地参观。他看到农村刮“共产风”的情况后,心里非常着急,坐卧不安,思考了许多问题,有时甚至失眠。

  十一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武昌会议上,王稼祥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谈了人民公社办得过早的意见,并请他转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他的意见在武昌会议上未被接受。回到北京后,他又研究了苏联农业公社问题,更感到我国在组织高级社不到两年,就建立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非常草率的,是不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中央准备下达一个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文件,明确地提出制止“共产风”,毛泽东特意要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将此件转给王稼祥过目。王稼祥为自己在武昌会议上提的意见被采纳而高兴。他这种在错误浪潮冲击的时候不随波逐流的精神,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一九五五年三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曾说过: “现在共产党当权了,共产党员干部要保持和发展自己的革命性格,为人民服务的无畏精神和共产党人的纯洁品质,并不是没有困难的。象我这样过去犯过错误的人,应当经常控制自己,以所剩不多的 ‘余年’ ,做出些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工作。戒骄戒浮,不做有损于党和国家的事,以便补偿过去的错误,以便去见马克思时,能够手上拿着党和人民的鉴定书,虽然犯过错误,但一般的说,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六○年,康生开始插手中联部工作,积极地推行 “左”的一套,企图控制中联部。王稼祥对阴险奸诈的康生是深有警惕的。对有些不必要让康生插手的事,就尽可能不让他插手。康生三番两次地伸手向王稼祥要机密文件,王稼祥坚决予以拒绝。他说: 这些重要文件,如不经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批准,谁也不能看。康生怀恨在心,待机报复,在部里散布流言蜚语,挑唆干部对王稼祥不满。尽管如此,他毫不畏惧,对“左”的思潮坚决抵制。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张香山说,我过去犯了“左”的错误,那时以为这些“左”的东西很革命,后来算是认识到了,并非如此。“左”的危害很严重,害得红军被迫长征。当然,认识“左”的错误比认识右的错误要难,因为它是用革命词藻修饰起来的。识别了,就要同错误划清界线。

  一九六二年初,王稼祥考虑到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工作上也有严重失误,再加上苏联背信弃义,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等等,他在中联部党委会上,就党的对外工作提出一些意见。二月二十七日,王稼祥同中联部两位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提出对外工作的方针性建议。他认为: 为争取时间渡过国内经济困难,对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 建议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面地、准确地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 在同帝、修、反斗争时要注意策略; 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的这些意见是从当时面临国内国际的情况出发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也是符合党的对外工作基本方针的,并得到中联部党委一致同意,从组织原则讲也没有错。可是,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未被重视,反被康生诬蔑为中联部在王稼祥领导下搞所谓“三和一少” (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并且自一九六三年起,就不再让他主持中联部工作,他只好在家读书。

  一九六六年三月,周恩来要王稼祥带几个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并兼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稼祥欣然接受。不久,席卷全国的十年动乱开始,这项工作也就无法进行了。

  惨遭迫害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就直接插手中联部的运动,恶意煽动批判“三和一少”,蓄意把火引到王稼祥身上。一九六七年,康生又说批判“三和一少”不够了,进一步提出批判 “三降一灭” (即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 ,为王稼祥制造了许多可怕的罪名,攻击王稼祥是中联部的定时炸弹。当时,周恩来亲自过问中联部的工作。他向伍修权传达毛泽东的意见: “王稼祥是有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①,第二天,伍修权在中联部十七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上,以个人口气传达了这个精神。康生一伙不仅继续残酷迫害王稼祥,并把伍修权打成“王稼祥的黑干将”,惨遭关押八年。接着,中联部一大批老干部,也都遭到种种打击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王稼祥因忍受不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处于病危状态。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杨德中赶到医院,向医务人员转达了他的意见: 全力抢救,只能活,不能死。在医务人员解除顾虑后,王稼祥经过精心治疗,才得以活命。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等大批老干部撤离北京; 王稼祥也被赶出北京,下放河南信阳。周恩来知道那里气候炎热,特地派人从徐州送去一只澡盆,并指示信阳地委,要让王稼祥安心休养。一九七 ○年冬,王稼祥在信阳患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可林彪、江青一伙令其改名换姓,不让看病吃药,欲将王稼祥置于死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生说服了信阳地委的同志,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电报。毛泽东接到电报,立即批准王稼祥回京治疗。王稼祥回到首都后,住进了北京医院。

  王稼祥努力为党工作的精神,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甚至在遭受林彪、江青、康生残酷迫害,被隔离、监禁的时候,还多次写信给周恩来,要求在被囚禁的环境中,做一些如俄文翻译等力所能及的工作。当然,他的信是不可能转给周恩来的。尽管这样,他并不灰心,而是主动地在禁闭的小屋子里,以手中仅有的俄文本毛泽东著作,进行俄语对照勘误工作。

  一九七一年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多次提出,要让王稼祥站出来工作,周恩来还曾当面告诉王稼祥,让他组建一个中央外事工作班子,研究外事政策。可是,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蛮横反对下,王稼祥一直未恢复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叛逃、自取灭亡后,王震、陈云、李富春等商量说,毛泽东多次赞扬过王稼祥,中央应该分配王稼祥的工作。于是王震去看望王稼祥,并劝他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一下思想情况。王稼祥很快把信写好了,在信中又一次检讨自己在三十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身不安” 。这封信由王震转呈毛泽东。一九七二年党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对王稼祥的一段很长的评价。大意是: 王稼祥同志写了一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支持我的。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 (指周恩来同志) ,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毛泽东还批示让王稼祥参加老中委学习班,请周恩来办①。廖承志、王震先后到王稼祥家中,讲了毛泽东对他的评价。王稼祥听了,极为感动。

  一九七三年,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稼祥被选为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 。他们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在《北京日报》上批判所谓“三和一少” ,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王稼祥。一月二十四日,王稼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篇转载文章。这天傍晚又接到通知,要他自带粮票去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夜里,肖劲光来看望他,又告知江青已派人到海军点火,发动“批林批孔”,一场摧残党的新灾难即将来临。肖劲光饭后告辞时,两人互相叮嘱要多加保重。由于王稼祥处于极度忧虑之中,感到大祸临头,整整一夜不能入睡,心情异常沉重。他深沉地对朱仲丽说: “我深信,这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有人在捣蛋,要整总理,可耻! 你要坚定地跟毛主席,跟总理! 千万要记住啊! ”②谁知这番话竟成了王稼祥对朱仲丽的临终赠言。凌晨,王稼祥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含恨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一九七九年三月九日,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所谓“三和一少”、 “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推倒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强加在王稼祥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为王稼祥彻底平反昭雪。

  注释

  ①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自述材料。

  ①王稼祥1925年4月1日给他在柳溪小学读书时的同学王柳华的信。

  ②王稼祥1968年夏撰写的历史自述材料。

  ③王稼祥1925年4月1日给王柳华的信。

  ①薛卓汉,安徽寿县人。1923年11月在上海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5年3月经组织派遣,到安庆从事筹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

  ①王稼祥1925年9月8日给王柳华的信。

  ②王稼祥1925年10月1日给王柳华的信。

  ③王稼祥1925年10月给王柳华的信。

  ④侯绍裘(1896—1927) ,江苏淞江(今属上海市)人。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上海大学中学部主任,1926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兼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任上海临时政府委员,1927年4月10日在南京被捕就义。

  ①王稼祥1925年10月给王柳华的信。

  ②王稼祥1927年给柳华、久长的信。

  ③王稼祥1926年3月15日给王柳华的信。

  ①王稼祥1927年给柳华、久长的信。

  ②王稼祥1926年1月19日给柳华、久长的信。

  ①王稼蔷: 《我们须要布尔什维克的转变》,《实话》第5期,1931 年1月5日

  ①《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王主任的开幕词》,1934年2月17日《红星报》 。

  ①聂荣臻: 《回忆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的重要作用》,《回忆王稼祥》 ,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①陈云: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1935年2月或3月), 1985年1月17日 《人民日报》 。

  ②转引自邓力群: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①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节录)》 (1945年5月24日、6月10日),1985 年1月17日 《人民日报》 。

  ②胡耀邦: 《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①王稼祥: 《我的履历》 (1968年夏) 。

  ①邱仁华: 《长征途中的王稼祥同志》,《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①邱仁华: 《长征途中的王稼祥同志》。

  ②《王稼祥在毛儿盖会议上的发言》 ,1935年8月20日。

  ①②邱仁华: 《长征途中的王稼祥同志》。

  ①伍修权: 《同学、战友、师表——怀念王稼祥同志》。《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①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①②《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战争》,《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1 期。

  ①刘惠农: 《王稼祥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我的几次谈话》,《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71页。

  ①王震、廖承志等: 《回忆与继承》,1981年2月4日 《工人日报》 。

  ②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 (1949年 5月31日)。

  ①②林莉: 《稼祥同志的革命品格将永远铭记在后代的心中》, 《回忆王稼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

  ③王稼祥: 《在中央国际活动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 (1955年4月 4日) 。

  ①朱仲丽: 《紧握周总理温暖的巨手——忆周总理对王稼祥同志的关怀》,1979年4月5日 《工人日报》。

  ①王震: 《怀念王稼祥同志》,1984年4月4日 《人民日报》。

  ②朱仲丽: 《紧握周总理温暖的巨手——忆周总理对王稼祥同志的关怀》。

  参考文献

  1. 1924—1928年王稼祥16封亲笔信。

  2. 1925年芜湖《工商日报》。

  3. 1930—1931年 《实话报》 。

  4. 《回忆王稼祥》 ,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

  5. 王稼祥在1968年夏撰写的历史自述材料。

  6. 《回忆宁都起义》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 朱仲丽: 《关键一票的由来——王稼祥同志谈遵义会议》,革命史资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8. 朱仲丽: 《紧握周总理温暖的巨手——忆周总理对王稼祥同志的关怀》 1979年4月5日《工人日报》。

  9. 朱仲丽: 《追念》,1984年1月《工人日报》。

  10. 王震、廖承志等: 《回忆与继承》,1981年2月4日 《工人日报》 。

  11. 陈文源: 《王稼祥同志对党的贡献》 ,《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

  12. 石肖岩: 《王稼祥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 ,《百科知识》, 1981年第7期。

  13. 1932—1934年 《红星报》 。

  14. 1939—1940年 《八路军军政杂志》。

  15. 1949年10月—1950年2月 《人民日报》 。

  16. 1982年12月在京召开王稼祥生前部分老战友座谈会会议记录。

  17. 访问王震、肖劲光、方强、曾涌泉、钱亦民、袁血卒、王斌、马海德、陈光远、郑育之、李质忠、戈宝权和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等的谈话记录。

  18. 参阅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提供的王稼祥的电文、会议发言、论文等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