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简介生平经历 廖仲恺遇刺案是谁杀的

时间:2017-02-22 15:06:0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廖仲恺是著名的国民党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早年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和讨袁、护法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他鼎力协助孙中山制定和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25年8月20日,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暴徒暗杀。

  积极参加反清革命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他的父亲廖竹宾,广东归善县鸭仔步村(今惠阳县陈江乡窑前村)人,早年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后在香港汇丰银行服务,1863年调往汇丰银行旧金山分行。

  1893年,16岁的廖仲恺陪同母亲从美国回到祖国。在家乡惠阳,他跟从塾师梁缉嘏学习经史策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面临被瓜分的危机,维新派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变法图存。廖仲恺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旧学,于1896年到香港,进入英国皇仁书院学习。 1897年,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婚后,他们住在兄嫂住房屋顶晒台上的一间小屋。这间小屋,白天可以读书,夜晚可以观赏月色,他们题名为“双清楼”,取的是人月双清的意思。以后,廖仲恺还把自己的诗词集题为《双清词草》。

  戊戍变法后,留学日本成为风气,1902年秋,廖仲恺得何香凝资助,东渡日本留学。两个月后,何香凝也跟着赴日留学。廖仲恺先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在东京留学期间,廖仲恺、何香凝同留日的有志青年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黎仲实、肖友梅、苏曼殊、秋瑾等交往密切,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1903年9月,孙中山从越南抵达日本,廖仲恺、何香凝等前往拜访,从此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孙中山后来谈及此事说: “过日本时,有廖仲恺夫妇、马君武、胡毅生、黎仲实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余乃托以在东京物识有志学生,结成团体,以任国事,后同盟会成立多有力焉。”①廖仲恺、黎仲实、苏曼殊等人受孙中山委托,组织留日青年学生,秘密学习各种军事知识,并请黄兴前来教授。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廖仲恺正在香港筹措留学经费。他于9月回到日本,即由何香凝、黎仲实介绍,加入同盟会。入盟后,他担任同盟会总部执行部外务科干事和天津同盟会的主盟人。

  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提出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后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对于平均地权的思想,当时“多数党员仍莫名其妙,有心研究者百无一二”。因平均地权思想,是孙中山 “斟酌采用亨利·乔治学说而自成一家者也”①。孙中山嘱廖仲恺译述美国人亨利·乔治所著《进步与贫乏》一书的一部分,与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一起发表在《民报》创刊号上 (廖用屠富的笔名) ,以配合宣传②。又因民生主义学说根源于当时欧美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为了更好地阐发民生主义学说,廖仲恺、朱执信满腔热忱地参与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廖仲恺译述了《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虚无党小史》等著作,以渊实的笔名发表于《民报》上。同时,廖仲恺还为同盟会发展了大批会员,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还根据孙中山的指示,联名写信给美洲各地华侨,驳斥康梁保皇派的谬论,争取华侨参加同盟会和捐款赞助革命。

  1905年10月,孙中山自横滨赴南洋筹款,乘坐法国邮船经过吴淞口时,天津法国驻军参谋长布加卑登轮求见,声称奉法国政府之命,前来转达法国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并派出天津法国驻军参谋部7名军官,要孙中山指派同盟会骨干陪伴前往中国各地活动。孙中山于1906年初派遣廖仲恺前往天津,秘密会见布加卑,代表孙中山负责这一工作。后因法国政局发生变化,布加卑被调离中国,此事遂中辍,廖仲恺再去日本。1907年2月,同盟会员许雪秋决定在广东潮洲黄岗发动起义,电告孙中山派员协助。孙中山即派廖仲恺从日本到香港,筹划起义事宜。后因情况发生变化,起义改期,廖仲恺仍去日本。

  1909年夏,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返回祖国,到达香港,不久赴北京参加留学生科举考试,中法政科举人。他以这一身分为掩护,打进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常与林伯渠和潜至吉林的宋教仁一道,秘密策划反清武装斗争。他们准备联络当时流落山林的以“抗官济民为志”的“马军”,参加反清斗争。不久被清政府侦知,宋教仁出走日本,林伯渠到湖南,廖仲恺因与吉林巡抚陈昭常是同乡,得以潜伏下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9日广东光复,胡汉民从香港赶回广州任都督,廖仲恺应胡汉民之邀,从吉林返回广东,担任都督府参议兼财政司副司长(司长是香港巨商、同盟会员李煜堂) 。12月21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国乘船抵达香港,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乘兵舰前往迎接。他们建议孙中山留在广东,修治战备,以广东为根据地,再图发展。但孙中山认为当务之急是前往上海、南京,创建新政府,这样才能加速清政府的倒台,并要胡汉民也跟随北上。廖仲恺于23 日从香港回到广州,向广东临时议会报告胡汉民北上,要求依孙中山的嘱托,推举副都督陈炯明为代理广东都督。

  廖仲恺回广州后,即协助财政司司长李煜堂解决广东的财政困难。当时,广东官库被两广总督张鸣岐等逃跑时洗劫一空,近10万起义民军涌集广州,给养如燃眉之急。廖仲恺邀请港商成立筹饷局,筹捐港币80万元,又将原清政府广东官银局库存纸币1200万元,加盖财政司印鉴发行; 还整顿各类厘捐税收,号召工商界复业经营。廖仲恺凭着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使广东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到1912年3月解职前,省库已略有余财。廖仲恺因此以“善于理财”崭露头角。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廖仲恺奉广东都督陈炯明之命到南京,请求孙中山南下广州,指导广东工作。孙中山遂偕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20余人,于4月3日从南京出发赴武汉,后经上海、福建,25日回到广州。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廖仲恺担任财政司司长。

  孙中山当时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实现,着手实行民生主义,立志改造广东成为中国模范省。廖仲恺遂依据亨利·乔治的土地国有主张,向孙中山提出了推行土地换契的主张。这一主张正合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立即得到孙中山的热心支持。6月9日,孙中山设备茶会,招待报界和省议会议员,亲自解释土地换契案的重要性。6月11日,廖仲恺出席省议会,阐述换契案的内容和主旨。他说: “目前孙先生发起土地国有问题,亦宜先从租税着手。而欲整顿租税,又必以换契为前提。……其价值准由民间自由呈报,惟声明如将来政府或收用此土地时,即照所报数目给价,可以不虞有少报之弊。”① 依照广东政府的法例,廖仲恺的换契案,一定要经过临时议会通过,始能实行。但换契案触及了大地主的利益,他们在议会中占多数 加上孙中山又于6月15日应邀北上,廖仲恺顿时失去有力支持,于是换契案在议会的争论,从六月初一直延续到七月中旬,才勉强通过。由于换契的手续异常费时,换契案直到1913年“二次革命”前夕,才完成一小部分。尽管如此,廖仲恺对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认真探索、积极贯彻执行的态度,是很值得称道的。和大多数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后实际上丢弃“平均地权”这面旗帜相对照,这种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在讨袁、护法斗争中建立功勋

  1913年3月12日,廖仲恺离粤赴沪,同在上海的黄兴、宋教仁、于右任等,共商支持宋教仁赴北京力争出任内阁总理的计划。20日夜,廖仲恺、黄兴、于右任送宋教仁去上海沪宁铁路车站。廖仲恺与宋教仁并肩同行,宋教仁突遭袁世凯指使的暴徒开枪暗杀。“宋案”真相大白后,廖仲恺立即支持孙中山积极进行讨袁斗争。7月间“二次革命”爆发前,为了争取当时的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潜赴北京策动议员反袁。后来,廖仲恺的活动被袁世凯的密探侦知,被列入捕杀名单。就在袁世凯发动对革命党人大搜捕的前夜,廖仲恺得到友人的密告,星夜潜离北京。与廖仲恺时相过从的议员伍汉持,逃至北京郊区时被捕,旋遭杀害。

  廖仲恺回到广东后,立即从粤省官库转拨港币250万元,以偿还辛亥革命时期华侨响应反清起义的捐款,并资助朱执信、古应芬等出洋游学。8月初,广西军阀龙济光勾结袁世凯进攻广东,并通告广东各军政机关,凡拿获廖仲恺者,即赏银1万元。廖仲恺就和何香凝及儿女梦醒、承志,分路避走香港。香港当局视他们为政治犯,限48小时离开,他们只得亡命日本,在东京安下家来。孙中山随后也前往日本。袁世凯通过当时中国驻日大使馆,想组织暗杀团在孙中山抵达日本时加以暗害。幸得日本朋友事先得到消息,告知廖仲恺、何香凝等。他们立即与日本朋友组织了 “刺客击退团” ,及早进行防范。廖仲恺、何香凝和日本朋友犬养毅、头山满等亲自前往火车站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安全到达了寓所。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陈其美、谢持分任总务部正副部长,居正、冯自由分任党务部正副部长,许崇智、周应时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胡汉民、杨庶堪分任政治部正副部长,张静江、廖仲恺分任财政部正副部长,孙中山任总理。由于财政部部长张静江体弱多病,实际上财政工作的重担完全落在廖仲恺肩上。为了筹措讨袁军费,他秘密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1916年2、3月间,讨袁战争处于紧张时节,廖仲恺成为中华革命军得力的军需官,仅3月下旬一次就为驻青岛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司令部筹集了驳壳枪 549支,子弹9万余颗; 机关枪5挺,子弹5万颗,有力地支援了讨袁战争。5月25日,他被孙中山派往青岛,慰问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对做出特殊贡献的东北军第2师及高密县有关部门,给予鼓励和表扬,并奖授孙中山手书的匾额。6月6 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9月8日,廖仲恺、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前往北京同黎元洪、段祺瑞商讨国事。9月底,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徐园慰问中华革命军华侨讨袁敢死队。为了筹集华侨讨袁敢死队的遣散费,他不得不把华侨赠给孙中山的汽车拍卖,并向各方筹款,才解决了问题。

  1917年7月,廖仲恺、何香凝协助孙中山策动北洋海军彭东原部南下参加护法运动。8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次长,不久又特任为署理财政总长。12月,孙中山把原广东省长公署的20营警卫军,约8000 人,交给陈炯明统率,以护法援闽名义进军福建。廖仲恺为筹集该部军费四处奔走,向香港一些银行借贷和向各地华侨募捐。在西南军阀的排挤下,孙中山被迫于1918年5月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廖仲恺奉孙中山命留在广州,负责接济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援闽粤军的经费,直至同年秋才到上海与孙中山会合。

  1919年6月至8月间,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理论的阵地。从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初,廖仲恺在《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上,发表了《三大民权》、《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的关系》、《革命继续的工夫》等10多篇政论,还翻译了美国政治学者威尔科克斯所著的《全民政治》一书出版。这些著译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并对解决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其中较重要的思想有:

  他认为解决中华民国成立后,人民没有真正掌权,政权成为那些拥兵的军人所专有的局面的方法,就是实现全民政治 ——即创制、复决、罢免三大民权。他说,中国国民有了这三种民权,“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就差不多要好了八九分了”①。

  他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群众的威力。他说: “从前有没有这事物,是不晓得; 这回也晓得是很随便的试一试。却这一试真厉害,北京根深蒂固的几个大官也就罢免了,政府对于欧洲和会的约也不敢签了。”他以此为例阐发他的民权思想: “政治上叫做民权,就是这个骨子,外国叫做直接民权,就是这个化身。不过人家的是一个法律上、制度上具体的权,我们的是一个偶发的、不规则的民众的力罢了。要把这民众的力弄成一个具体的民权,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②

  廖仲恺在上海积极从事理论建设和宣传的同时,还积极协助孙中山夺回广东这块民主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1920年4月间,廖仲恺、朱执信奉孙中山命,前往福建漳州与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等人一起,策划援闽粤军打回广东。为了维持这支军队的经费,廖仲恺多方设法筹款予以接济,孙中山在上海的住宅就因此由廖仲恺经手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2万元,一次得款2.5万元,由廖仲恺带往漳州,以充军饷。1920年8月,陈炯明、邓铿、许崇智等率军打回广东,不久,孙中山、廖仲恺也从上海回到广州。1921年4 月,在粤国会议员举行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 5月,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次长、代理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粤军打回广东后,陈炯明一身兼任广东革命政府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广西军事善后督办等职。他把收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功劳归于自己,称王称霸。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府和统一两广,目的是讨伐窃踞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但此举遭到陈炯明的反对。1921年11月,孙中山只好率许崇智等部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11月中旬,陈炯明从广西梧州回到广州,竟公开发表反对孙中山北伐的谈话,声称“虽属传报孙中山部下众皆从事北伐之计划,唯余并无所知”; 并拒绝从粤省官库中提款接济孙中山的北伐军。1922年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陈炯明广东省省长等职,以伍廷芳为广东省省长。廖仲恺迅速从广东省官库中提取纸币300万元的巨款,接济了经费极端困难的北伐军 (足够北伐军半年之用) 。5月,陈炯明所部将领提出了“清君侧”、“除肖小”等口号,攻击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并纷纷向廖仲恺负责的财政部、财政厅索饷。这时财政十分困难,廖仲恺请示孙中山后,想方设法应付陈家军的索饷风潮。但陈家军拿到款单后,又故意向省银行催迫兑现。为了预防陈炯明叛变,廖仲恺又从财政部、财政厅提取巨款,转拨北伐军大本营。5月27日起,陈炯明军开始截留各县捐税。叶举等陈炯明部军官还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恢复陈炯明原职及撤销廖仲恺、胡汉民等人的职务。

  为了争取陈炯明回心转意,廖仲恺多次前往陈炯明住地,对陈反复劝说,但陈炯明野心勃勃,一意孤行。1922年6月14 日,他以“领款”和“有要事相商”为名,电邀廖仲恺去惠州。廖仲恺刚到东莞县石龙就被陈炯明扣留,后被押送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囚禁。两天后,陈炯明所部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公开叛变。廖仲恺被囚后,陈炯明准备要杀害他。廖仲恺自忖必死,给亲属写了两首诀别诗。

  一首《留诀内子》,是给夫人何香凝的:

  后事凭君独任劳,

  莫教辜负女中豪;

  我身虽去灵明在,

  胜似屠门握杀刀。

  生无足羡死奚悲,

  宇宙循环活杀机;

  四十五年尘劫苦,

  好从解脱悟前非。

  另一首《诀醒女、承儿》,是给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的:

  女勿悲,儿勿啼,

  阿爹去矣不言归。

  欲要阿爹喜,

  阿女阿儿惜身体。

  若要阿爹乐,

  阿女阿儿勤苦学。

  阿爹苦乐与前同,

  只欠从前一躯壳。

  躯壳本是臭皮囊,

  百岁会当委沟壑。

  人生最重是精神,

  精神日新德日新。

  尚有一言须记取:

  留汝哀思事母亲。

  由于何香凝的营救和各方面的压力,加之陈的部下也有一部分对廖有好感,陈炯明踌躇再三之后,勉强同意把已囚禁了 62天之久的廖仲恺释放。1922年8月19日,廖仲恺、何香凝乘船前往香港,旋转赴上海,与孙中山会合。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

  1922年8月至1924年1月,廖仲恺鼎力协助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18年夏,廖仲恺就参与了孙中山的联俄活动。当时孙中山与列宁之间,开始有函电来往; 廖仲恺、宋庆龄、朱执信参与了函电的起草工作。孙中山为了了解苏俄的情况,请了一位俄文教师,每天到廖仲恺的寓所教授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学习俄文。1920年4月,苏俄政府代表路博持列宁亲笔信到福建漳州援闽粤军司令部,廖仲恺、朱执信、陈炯明会见了他。路博介绍了苏俄的对外政策,并诚恳地表示愿意帮助中国革命。廖仲恺与朱执信回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了同路博会谈的情况。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广州,廖仲恺遵照孙中山指示负责接待,并派专人护送马林往桂林同孙中山进行会谈。孙中山对这次会谈很满意,并立刻通过电报向在广州的廖仲恺作了介绍。电报说他见过马林,心上非常高兴,深信他建国方略里的实业计划,一定能够实行; 并说他从前听闻苏俄实行共产,很是诧异。以为俄国的经济状况,共产的条件,还未具备,从何实行?马林来,才知道俄国之新经济政策,实与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一样,所以非常高兴①。马林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后,离桂返沪路经广州,又同廖仲恺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稍后,马林在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谈话中指出,应该联合国民党内的左翼廖仲恺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时,叛军从廖仲恺的保险箱里,搜到了孙中山、廖仲恺关于联俄的一批密件,陈炯明下令将其刊登在香港《电信报》上,攻击孙中山 “过激”,“赤化”,孙中山和廖仲恺对此都不屑一顾。

  廖仲恺脱离陈炯明的牢笼到达上海的几天后,孙中山同李大钊、马林举行会谈,双方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旋由孙中山介绍李大钊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同时,马林又与其他国民党人进行接触,提出了国民党应该着眼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意见,廖仲恺深表赞许。

  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苏俄使华全权代表越飞的随员。由于上海英租界特务的跟踪,孙中山命廖仲恺同越飞的随员一起赴日本,就国民党同苏俄合作的问题进行了商谈。廖仲恺与越飞的随员起草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的内容“总理 (孙中山) 认为满意。故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越飞到上海时,由总理及越飞二人签字作实”①。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廖仲恺又奉孙中山之命,与越飞同赴日本,共商国民党与苏联、中共合作的具体问题。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热海饭店住了一个多月。越飞向廖仲恺介绍了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 的建党、建军和革命斗争经验,廖仲恺与越飞就如何把苏联的经验应用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谈中,双方还初步拟定了苏联援助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的计划②。同时,廖仲恺还写信给在上海的蒋介石,通知蒋,待他回国后,一起到广东商讨由蒋率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军事的计划③。

  1923年1月,孙中山依靠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部,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由上海重返广州,复任陆海军大元帅。3月1日成立大元帅大本营,尚在日本的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3月下旬,廖仲恺由日本回国,5月7 日,调任广东省省长。

  孙中山准备推行联俄联共政策时,曾征求他的几个主要助手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的意见。胡汉民态度消极,汪精卫坚决反对,只有廖仲恺力主联俄联共①。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不赞同联俄联共,他们或消极怠工,或设法阻挠联俄联共政策的实现,孙中山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力主联俄联共的廖仲恺,成了国民党内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政策的最得力助手,给孙中山以极宝贵的支持。

  10月,苏联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苏联派来的军事顾问团也在此之前到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为国民党改组委员,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当时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所以,改组国民党的全盘工作,实际上是由廖仲恺、鲍罗廷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具体负责的。

  10月28日,廖仲恺、邓泽如受孙中山委派,在广州召集国民党特别会议。廖仲恺在会上宣读了孙中山的信,信上说明召集这次特别会议,在于“商量本党改组问题,详为审议,悉心擘划,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②。会议宣告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廖仲恺、邓泽如、林森、谭平山、孙科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冯自由等五人为候补委员。特别会议对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决定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分配每省代表名额六人(各省党员推举三人,孙中山指派三人) ,海外总支部、支部代表约12人。会后,廖仲恺于11月10日赴广州附近石龙前线,向孙中山汇报国民党改组工作情况。当时,许多国民党人对仿照苏联模式改组国民党意见颇大,而建立国民党比较严密的组织制度的工作又逼在眉睫,为此,廖仲恺向孙中山“索训词”。第二天,廖仲恺主持召开了有1500多人参加的广州市国民党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了孙中山的指示: “考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 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皆其重且大者。兹就组织方面言。曩者吾党组织,形式上似部别整然,然实际则不特以全党事务委一人之手,且以一人而供孤过,其不失败不陨越者几希”①。接着,廖仲恺对广州市国民党员的登记工作,广州市党部和各区党部、区分部的建立工作进行了部署。12月间,孙中山又连续对国民党党员作了讲演,指出: “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他明确指出: “吾党之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②。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廖仲恺、鲍罗廷的共同努力下,广州市国民党改组工作发展迅速。广州地区的中共党员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其鉴、周文雍、张善铭、郭寿华等22人,还分别当选为各区党部或区分部委员,为广州市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作出了贡献。据当时的记载,截至1924年1月12日,广州市成立了9个正式区党部、3个代理区党部、66个区分部、3 个特别区党部; 党员登记者激增至8280人。

  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遭到了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的反对。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攻击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还说: “又党章草案,定总理一职为选举职,窃恐事实随环境变迁,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孙中山12月3日阅后批示,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切不可疑神疑鬼”。

  11月中下旬,上海的国民党人召开了改组工作讨论会,会议主席谢持带头叫嚷: “党中不可有党”,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得到许多人的附和。戴季陶则从上海写信给廖仲恺,说什么“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另外,张继等一批人则公开反对孙中山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组上海国民党本部为沪执行部” 的决定,主张“本部应仍设上海,不可移粤”。主持上海一带国民党党务的居正,为了反对共产党人作为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竟消极怠工。为了说服上海的国民党人,孙中山令廖仲恺专程赴沪解决。临行前,何香凝对廖仲恺说,党内很多人都反对改组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提醒廖仲恺留神点。廖仲恺回答: “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是党的组织的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还未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假使我有三年的工夫,我敢决定国民革命一定成功。他们并不为党的前途打算,只为闹意气的反对,不必管他,我决要改组,不必计较这利害的”①。11月30日,廖仲恺与鲍罗廷、谭平山一起到达上海。廖仲恺首先会见了居正。责成他主持选举各省代表事宜,“谓总理之意甚坚,即使一般同志反对,亦照预定计划进行”。居正见孙中山、廖仲恺态度坚决,“知非可以口舌争者,且有誓约服从在先,乃奉命”。经过廖仲恺耐心细致的工作,上海方面的国民党人终于同意取消国民党本部,另组上海执行部。12 月9日,廖仲恺在上海召集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会上,他依据苏联的组党建军经验和孙中山的“以俄为师”的指导思想,对改组国民党的原因、方法、前景做了精辟的论述,这就是著名的《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上的报告》。廖仲恺在报告中说:

  “此次之所以必改组者,本有极大的原因。广州政治起伏之经过有三度: 1. 为元帅府。2. 为总统府。3. 为各军逐陈,请先生仍回粤。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

  “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 (如有十万党员) 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因为做事不能不赖力,一方虽赖军力,然一方不可不有一种力量,能制伏军队之力量,即党是也。吾党情形,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虽亦有力量,然不过一部奋斗之历史而已”。

  “改造中国之责既在吾党,倘非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负此伟大责任。因为专靠上层,必致如广州今日情形; 徒赖军队,不过终为军队所用而已,遑能改造国家哉! 现在广州已开始专从下层组织,以区分部为基本,内举三人为执行委员。每星期必开会一次,将一周所得,报告上级机关一次。其所属区之党员,每二周开大会一次。收党员亦从下层收入,且须先通过党员大会。区分部为基本党部,其上为县党部,再上为省党部,再上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全国党员大会”。

  “现第二步对于军事者,尚有军团之组织,暂定为六百人。凡所教者: 1. 欧洲以后军事教育; 2. 惟党可以造国之教育; 3. 政治关系。每日上午为受教时间,下午为教兵时间。大略如此办去,一年以内,可以成两师真正党军。”①

  廖仲恺的这一讲话,提出了以民众的力量壮大国民党,建立国民党严密的组织制度,通过对士兵进行大量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以建设党军,以强大的党实现以党制军的思想。这一讲话,达到当时国民党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水平。廖仲恺的建立能够绝对指挥军队的强大的党的思想,其着眼点又是从 “下层多做功夫”,从依靠民众入手,这说明廖仲恺在与越飞、鲍罗廷的共处中,思想发生了极大的飞跃。过去,廖仲恺是从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中,寻找改造国家的方法,但廖仲恺所崇信的创制、复决、罢免三大民权,既没有指出依靠的力量,又找不到实现的途径,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罢了。

  会议最后,廖仲恺宣布由汪精卫、居正、张继、叶楚伧、戴季陶、胡汉民、谢持七人组成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上海执行部具体负责苏、浙、皖、赣四省及上海市国民党改组事宜。

  1924年1月7日,廖仲恺完满地完成了在上海的使命返抵广州。他在回答广州记者的谈话中说: “国民党改组问题中连带而发生之事务,办理甚为完满。即如各省选举代表一事,今已次第举出”。“而国民党近日之活动,甚有朝气,国内各小党,如共产党为较著者,亦一致加入吾党,以图合作,则前途之顺遂,可预卜也”①。

  1924年1月19日,孙中山召集出席一大代表谈话会。廖仲恺在会上报告筹备大会的有关情况,并对大会的议程作了安排。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65名,共产党员占23名,其中有李大钊、毛泽东、王尽美、谭平山、林伯渠、李立三等。

  大会的第一天上午,廖仲恺提出组织主席团,以便孙中山不能出席时由主席团成员轮流担任大会主席,这一提案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并由孙中山提名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为主席团成员。接着,廖仲恺又将会议规则以及大会秘书处组织规则提交大会讨论,并得到通过。下午,当《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向大会宣读后,廖仲恺又提议由孙中山指定九人,组成宣言审查委员会,审查宣言草案。以备宣言草案被大会通过以后,孙中山退席,和廖仲恺、汪精卫酝酿宣言审查委员会人选。

  1月28日,国民党右派分子方瑞麟提出提案: “一个党员只应有一个党籍,如果有了一个以上的党籍,便须脱离一个”,以反对国共合作,一时附议者在十人以上。这时,李大钊起而发言说: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李大钊发言后,右派分子江伟藩、黄季陆相继发言,反对共产党跨党。廖仲恺旗帜鲜明地表示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首先表示反对方瑞麟的提案,接着说: “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思,其意何居,且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廖仲恺发言后,“反对跨党者竟无继起发言的”①。担任这天大会执行主席的胡汉民接着发表意见说: “大家的议论实际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的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但这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这时,共产党员毛泽东起立发言,要求“请付表决”。结果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的提案。胡汉民的提案是很保守的,毛泽东机智地促使它通过,是因为当日右派势力很大,孙中山又不在会场。

  胡汉民在主持宣言审查时,违背了孙中山的思想,把宣言草案中原来明确规定的关于“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反帝国主义的政纲都抽了出来,而代之以笼统抽象的词句,并提交大会表决通过。孙中山事后得知,即指示廖仲恺设法补救。廖仲恺即准备和油印了一份临时提案。1月30 日上午开会前,黄季陆知道廖仲恺在会上要提出临时提案,即质问: 为什么刚修正通过的宣言又要推翻?并威胁说,在大会里我一定要提出反对。廖仲恺对此没有理会。10时许,孙中山以主席身分宣布开会后,廖仲恺提出临时提案,要求在政纲中加上以下三点: 1. 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2. 在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人应守中国的法律。3. 庚子赔款完全划作教育经费。在大会代表发言中,一些人赞成提案加入政纲,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时,廖仲恺即递纸条给孙中山,指出: “会场情势不佳,本案请总理自行说明。”孙中山于是起立发言。他在批判了某些人对帝国主义的“战栗恐惧”之后,强调指出: “现在是拿出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 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 “因此,我们应趁大会将要闭幕的时候,赶紧把这一主张加入政纲中。本总理对此提案愿为附议。”①孙中山发言后,亲自主持提案的表决,结果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至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经修正补充后再次获得通过。这个宣言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国情,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制定了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操纵下的军阀为奋斗目标,谋求中国独立、民主、富强的民主革命纲领。宣言的发表是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不断排除右派干扰的辉煌战果。

  大会采用出席代表多数推举,再由孙中山根据推举情况提名,交由大会表决的方法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现在还保留着的名单草稿,是由廖仲恺执笔起草的,并经孙中山签署“文”字作为审定②。这份草稿和提交大会并获得通过的名单相同,说明廖仲恺在选举中央委员、监察委员时,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1月30日下午,大会通过了由孙中山提名的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41人,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和廖仲恺等一批左派人士入选。

  一大闭幕的次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一届一中全会,确定中央党部负责人。会上推出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中央党部工作。廖仲恺提名在辛亥革命时期与自己一起在吉林从事反清斗争的共产党员林伯渠为农民部部长,支持共产党员杨匏安、冯菊坡、彭湃分别为组织、工人、农民部秘书。孙中山本拟廖仲恺任组织部长,“但因为广东工人组织工作重要,且以广东籍之党员担任其指导为宜”,廖仲恺自愿担任工人部部长,而推荐共产党人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①。不久,邓泽如、刘成禺、谢英伯、冯自由等积极进行反对国共合作的活动,邓泽如并且纠集了50多人,在广州太平沙林宅开所谓“警告会”,并准备了警告书,提出 “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廖仲恺、鲍罗廷得知,及时告知孙中山,并指责他们“不守党员纪律、挑拨国共恶感”。孙中山召来了刘成禺、谢英伯、冯自由等人,给以严厉指责,使刘、谢、冯等人的阴谋胎死腹中②。

  廖仲恺竭力协助孙中山推行联俄联共政策,并同反对联俄联共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不疲倦的斗争,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一点得到国共两党的公认。1926年中共中央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指出: “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①邹鲁也认为, “国父联俄政策,可说是他促成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