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陈云简历简介人物生平 陈云的子女后代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在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都曾居于显著地位。他从1925年投身革命，至1995年逝世，革命生涯长达七十余年。他从事过工人运动，领导过农民暴动，做过党的秘密工作和军队的政治工作，担任过延安时期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从遵义会议开始，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几乎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特殊的贡献。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建设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他所建立的功勋尤为卓著。他提出过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一生同党和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他的思想是取之不尽的精神宝库，他的作风凝聚着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

　　『困苦童年』

　　1905年6月13日，陈云诞生于江苏省青浦县(今属上海市)练塘镇一户贫苦农家。父亲陈梅堂，务农兼作手工业。母亲廖顺妹，祖籍广东，其父早年随太平军北上嘉兴，失败后在练塘成家，以修船为生;其母练塘泖东人，生有一女二男。陈云有一个姐姐，名陈星，年长他八岁。陈云家里既无田地，又无房产。陈云两岁时，父亲病故，剩下的一家三口，全靠母亲帮人做散工及缝衣度日;四岁时，母亲因劳成疾，也离开了人世。陈云的外祖母怜惜陈云姐弟俩，把他们接过去和舅舅、舅妈一起过。陈云六岁时，外祖母病故。临终前，她叮嘱儿子廖文光，将陈云立嗣为子，并抚养好陈星。舅舅遂认陈云为养子，改陈云姓廖，名陈云。廖文光，俗名龙相，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爱好文艺，起初开了个裁缝铺，后因生意冷清，改营小酒馆，勉强维持生计。舅母是个勤快和善的妇女，但手脚均患风湿病，仅能料理家务。

　　陈云性格内向、沉静，据幼时的伙伴回忆，常常是其他孩子在一起玩耍、嬉闹，而他则静静地站在一旁看。他从小就非常懂事，知道体恤大人的艰辛。舅母身体不好，他是舅母的小帮手，小酒馆劈柴、洗菜之类的杂物活，全由他承担。舅舅和舅妈都很喜欢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

　　1913年，陈云满八岁，舅舅送他进私塾，读《三字经》、《百家姓》等书，习毛笔字。九岁那年，舅舅又送他到镇上贻善初等小学读书。他聪颖好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诚挚待人，深得同学信赖。平日课后，他仍帮家里劈柴、烧火、担水、洗菜、打扫屋子，不仅使舅父母感到欣慰，也颇受街坊邻居夸奖。

　　1916年，陈云初小毕业，这时，舅母生了一个儿子，风湿病更趋严重，致使家境困难，陈云未能继续升学。次年夏，舅母病情好转，加上亲戚资助，陈云得以进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读书，寄宿在县城内一中药仓库里。两个月后，资助中断，陈云被迫停学。这次在校时间虽短，但学会了珠算和记账。辍学回家后，陈云一面在家烧火、打杂，一面照顾体质孱弱的表弟。廖家小酒馆有一位常客，叫杜衡伯，是镇公立颜安国民小学的第一任校长。他见陈云总蹲在灶前烧火，便与陈云攀谈起来。杜先生发现陈云口齿伶俐，记性很好，初小学的知识对答如流，不觉引起他的注意。他向廖文光提出，要免费收陈云到颜安小学高小部继续学习。于是，陈云又有了上学的机会。

　　1917年秋，陈云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这所小学按照新式学校编制和教学，除国文、算术外，还设英文、地理、体育等课，并聘请了一些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教师来校授课。陈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教学方法和进度，成绩依然名列前茅，并连年获品学兼优奖状。在这里，陈云不仅能流利地背诵《古文观止》上的名篇，打牢了传统文化的基础，而且接触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社会变革思潮，开阔了视野。

　　陈云自小喜欢南方丝竹。离他家不远有个隐真道院，道院中有个小道士叫万隆泰与他相处很好。陈云平日做完功课和家务，常去道院，向万隆泰学习拉二胡、吹箫和笛子。陈云还十分喜欢听评弹。镇上有个畅园书场，离他家也不远，他没事常去那里。由于没钱，就站在书场内的墙边听书，人称听“戤壁书”[1] 也叫听“站书”。开始，是跟着舅舅去听，以后长大了，就独自去。由于记性好，每次听书回来，都能原原本本讲给别人听。从书中，他得到不少生动的历史知识，也受到真善美的熏陶。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波及到了陈云的家乡。在颜安小学组织的声援北京学生的活动中，由于陈云威信高，口才又好，所以很自然地成为同学们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们将高小部的师生组成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连日赴镇上街头、明园寺及小蒸等地，游行演讲，募捐，表演短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罪行，号召乡亲们抵制日货。陈云还参加了短剧《叶名琛》的演出。叶名琛是清末两广总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他既不领兵抵抗，也不弃城出逃，结果当了俘虏，被押到印度，死在那里。这出戏以叶名琛的下场告诫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反抗，只有死路一条。陈云表演时很入戏，有一次演到表现帝国主义罪恶的时候，义愤填膺，脚向地上使劲一顿，手在桌上猛力一拍，把桌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年仅14岁的陈云经受了这场爱国运动的洗礼，也在运动中表露出很强的组织才能和沉着、坚毅的性格。

　　是年5月底，陈云毕业于颜安小学高小部。为了不再加重家里的负担，他放弃了继续求学的念头，想在外面找份工作，接济舅父母。正在这时，陈云在颜安小学的老师张子谦，受杜校长之托，通过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弟弟张子宏，替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找了个学徒的工作。年底，陈云离开练塘镇去上海。

　　到了商务印书馆，陈云被分配到发行所文具仪器柜当学徒。当时，陈云的个子比较矮小，仅比柜台稍高一点。一些老职工认为他做不了卖货的工作，文具柜主任说：“试试看吧!”陈云从小吃过苦，这点困难难不倒他。他在柜台前放了条凳子，站在上面，照样可以接应顾客。由于悟性高，又刻苦谦虚，所以，他很快熟悉了业务，受到老职工的称赞和信任。

　　商务发行所每天早晨8点钟开门，晚上8点钟收市，全天营业12个小时，加上从发行所到宿舍的往返时间，每天工作实际超过十四五个小时。许多工友下班后一回到宿舍就早早歇息了，而陈云却不同，总是最后一个休息，最早一个起床。每天清晨天未放明，他便起身读书、练毛笔字、念英语。在学徒的五年期间，陈云看遍了书店中的童话、章回小说、少年丛书，还利用业余时间到商务印书馆办的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了三年。在图书学校，主要是学习中英文和书店店员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结业后，他开始有选择地阅读一些政治书籍，以探求救民强国的真理。

　　商务印书馆内当时流行奢侈的风气，不少青年职工和学徒都受到传染。但陈云不为所动，总是保持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省吃俭用。学徒月薪很少，第一年二元，第二年四元，第三年六元。即使这样，陈云仍然能把钱积攒起来，除寄给舅父母外，还能资助有困难的同事。他待人谦和，一视同仁，在与同事相处中，偶遇意见相左，特别是对方明显不对，他也从不急躁或大声争辩，而是耐心听对方把意见讲完，然后分析情况，说明道理，直到对方心服口服。他做事有主见，而且有很强的自制力。年纪虽小，却在工友中有很高的威望，大家有事都找他说，也以和他做朋友为荣。

　　1925年初，陈云学徒期满，转到商务发行所上海虹口书店当店员，月薪九元。

　　『投身革命』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次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并宣布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举行总同盟罢工。上海学生联合会和总商会也宣布总罢课和总罢市。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五卅运动中，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宣布全馆停业两天。其编译所的编辑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联合12个学术团体，创办了《公理时报》，对惨案真相如实报道，声讨帝国主义暴行。商务职工还成立了国人五卅运动后援会，为受难职工募捐。陈云作为商务的一名年轻店员，积极参加了商务印书馆举行的罢市、游行、募捐、义卖《公理日报》等活动。

　　几乎与此同时，在同事的介绍下，陈云开始涉足政治。他在后来回忆道：“五卅事起，我还只是一个随着资本家罢市的店员，但此时已有商务之国民党员介绍我看三民主义。以前，我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看了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但紧接着，他又在同事的介绍下，前往上海通讯图书馆看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个图书馆是由进步青年应修人、楼适夷[1] 共同创办的，旨在为要求进步、坚持自学的青年读者服务，五卅运动爆发后，秘密推广共产党的书刊，还常请共产党的领导人如赵世炎、恽代英、杨贤江等去作报告。陈云此时看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共产主义ABC》，感到这些书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

　　五卅运动后，上海军阀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取缔工会组织，中共中央决定将总罢工转向局部的经济斗争，并把商务印书馆作为党发动罢工的重点之一。8月20日，中共商务印书馆罢工临时党团以“五卅”宣传队名义秘密召集会议，研究罢工的策略、步骤、方法，陈云和发行所、印刷所、编译所、总务处的40多名积极分子与会。次日，由他出面主持召开了有168人参加的发行所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会议。会议作出了举行罢工的决定，草拟了罢工宣言、复工条件和职工会章程草案，选举了罢工临时委员会。当时陈云虽然只有20岁，但由于平日公正无私，肯为职工办事，深得大家信任，所以被一致推举为委员长。22日，发行所首先宣布罢工。在随即召开的发行所全体职工大会上，又宣告了职工会筹备会的成立，并一致推选陈云为委员长。会议还通过了要求馆方承认职工会和改善待遇的12项复工条件。会后，陈云等人立即前往商务其他部门，协商配合行动问题。当天，印刷所和总务处先后宣布参加罢工。晚上，发行所职工会和总务处同仁会、印刷所工会开会，宣布联合行动，成立商务印书馆罢工执行委员会，陈云再次被推选为委员长。

　　8月23日，陈云代表罢工职工，在商务所属东方图书馆广场召开的4000人大会上，向馆方提出两所一处协商一致的复工条件。在他的推动下，编译所职工最终也加入到罢工行列。于是，三所一处罢工职工代表召开了联席会议，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指派了与馆方谈判的代表。馆方坚持先复工后谈判，使谈判一度陷于僵局。

　　商务印书馆是历史较长、规模较大的出版单位，商务职工的大罢工自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上海《时报》在题为《职工会委员长之谈话》的报道中写道：据廖陈云声称工会方面认为应先承认工会，再开谈判;公司方面则表示增加俸金或容商量，但工会不得成立。“由此以观，双方相差太远，风潮当不能即日平静。”上海总工会、总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六个团体还成立了商务罢工后援会，在馆方和职工方面进行调节。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更向商务当局提出抗议，表示如果不接受职工的复工条件，将号召全国停止使用该馆出版的教科书。在罢工职工的一致坚持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商务当局被迫让步，于8月27日晚和罢工执委会达成协议，全部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

　　罢工斗争胜利后，商务发行所职工召开全体大会，正式成立了职工会，陈云仍被推选为委员长。在此前后，他经中共早期革命家、商务发行所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董亦湘和发行所第一位党员恽雨棠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在谈自己入党经过时写道：“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影响。”那时的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的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结底，只有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

　　五卅运动过后不久，反动势力向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的反扑。1925年9月中旬，上海总工会被奉系军阀当局查封。10月，原属直系的军阀孙传芳赶走了奉系军阀，进驻上海，又查封了一批工会，商务印刷所的工会也在其中。针对这一系列事件，陈云在发行所职工会办的地下刊物《职工》创刊号上发表了《总工会是什么》和《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两篇文章，分别署名怀、民。文章指出：总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是与帝国主义对峙的，国内资产阶级一方面想借工人这支生力军对抗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工人势力太大。因此，工人运动处处受摧残。但其势力只有日日增加，是不会被消灭的。工人阶级已经成为领导群众向帝国主义进攻的革命先锋队，它有两大责任：一是联络各阶级进行民族革命，二是解放自己。这一任务“只有大家集中一个团体，作共同有组织的奋斗，才有成功的可能。”在反动军阀当局向工人运动反扑的气候下，商务印书馆当局也蠢蠢欲动。

　　他们为了试验工会的力量，竟然违反劳资双方达成的协议，无理解雇上百名职工，并准备陆续再开除一批职工。发行所、印刷所工会几度交涉无效，遂酝酿第二次罢工。12月22日，两所再次罢工，由印刷所工人组成的纠察队在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门前守卫，维持秩序;陈云则代表罢工委员会向馆方提出复工条件。这次罢工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上海各报除了刊登馆方和工会方面各自的通告、宣言外，还刊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行业工会的支持信函。馆方仗着有军阀当局的撑腰，派人要强行打开印刷总厂大门，遭到工人纠察队拒绝。于是，他们勾结军阀当局派出三个连的士兵和马队前往镇压，致使工人重伤三十余人，被捕四十余人。馆方看到事情闹大，遂答应部分复工条件。工会方面鉴于主要目的已达到，与馆方达成了协议，于12月26日宣布复工。在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的两次罢工中，陈云经受了阶级斗争的洗礼，同时也表现出了他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忠诚和杰出的组织才能。这年年底，中共商务印书馆总支部成立，陈云任总支部干事兼发行所分支部书记、发行所职工会党团书记。

　　就在五卅运动渐入低潮时，由国民党领导的广东国民政府，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6年7月正式北伐。为了配合北伐，上海工人阶级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三次起义，陈云都参加了。在第二次起义前夕，陈云曾出席中共上海区委为准备起义在杨树浦英电俱乐部召开的会议。次日，他又出席了上海总工会在此召开的各工会负责人联席会。会间，陈云和到会的另外64人被英巡捕房逮捕，关在提篮桥捕房。事发后，上海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立即组织营救;并由英电、老怡和工会出面向捕房交涉，说这些工人是请来开庆祝会的客人，如不立即释放，翌日将举行全市总罢工。在广大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加之陈云等均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被捕的65人于当晚全部获释。不久，中共上海区委鉴于北伐军已推进到嘉兴一带，决定举行全市总罢工。2月19日晨，上海15万工人罢工，由陈云领导的南京路上各大百货公司店员工会参加了罢工。此后几日，罢工人数不断增加，中共中央遂决定将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整个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政治环境日益恶劣。为保存实力，坚持斗争，商务发行所党支部奉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的命令，通知该所部分党员、工会积极分子暂时离开上海，分别去常州、福州、宁波等地隐蔽。陈云等人移至宁波附近的余姚，并在此积极开展了革命活动。

　　3月上旬，上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陈云等人离开余姚，返回上海。他不分昼夜地投入到研究、组织商务印书馆工人参加的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工作之中，曾多次陪同周恩来、赵世炎到商务的东方图书馆视察地形。3月21日中午，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起义开始一小时后，陈云受上总派遣，同中共代表一起前往上海近郊龙华，与进驻那里的北伐军白崇禧部谈判，请求他们尽快前进，出兵助战。但白执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命令，按兵不动，企图等待工人与军阀两败俱伤时再进驻上海，以收渔翁之利。陈云等愤然返回，加入了决战的队伍。22日下午6时，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被攻克。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

　　正当上海人民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逐渐暴露，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也提出“分共”，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失败。在革命危机存亡时刻，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实行了改组，排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领导了南昌起义，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会议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布置秋收起义。陈云按照中共江苏省委指示，于10月初返回青浦，发动农民暴动。

　　此时的青浦，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党组织遭到破坏，农会被迫停止活动，不少党员转移，农会骨干隐蔽，大革命高潮时被赶跑的大地主一个个卷土重来。陈云回到家乡后，顾不得看望多年来未见的舅舅、舅妈和弟弟，化名陈明，立即开始工作。他首先和青浦小蒸的地下党员吴志喜、陆铨生取得联系，召开了西乡农民运动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商定以小蒸、练塘一带为工作据点，恢复和建立农会，开展抗租抗税斗争;然后，又与仍在青浦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黄渡特别支部书记夏采曦取得了联系，召开了东乡党员会议。陈云和吴志喜住在农民家中，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找积极分子谈话、开会，向农民宣传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并利用庙会向农民发表演说，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抗租斗争。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不仅在附近20多个村子里恢复和发展了农会组织，还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吸收了其中12人入党，建立了青浦西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

　　192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青浦县委，任命陈云为书记。紧接着，青浦县委建立了农民革命军，陈云任委员。年底，陈云又被江苏省委指派为管辖松江、金山、青浦三县的松江区党的负责人。次年1月初，陈云按照省委制定的计划，化名陈亨，领导了著名的小蒸和枫泾农民武装暴动。他在农民军攻占的新浜火车站，亲自将地主老财那里没收的银元分发给贫苦农民过年。暴动中，青浦和枫泾农民军的两位总指挥吴志喜和陆龙飞不幸被捕。陈云闻讯，立即组织营救。由于时间仓促，力量不足，组织上想尽各种营救措施，均未获成功，吴陆两人终于被敌人残酷杀害。

　　暴动失败后，陈云转移至浙江嘉善，继续坚持领导松江区的农民斗争。 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建立管辖松江、金山、青浦、南汇、川沙、奉贤、嘉定、嘉兴等上海周围十个郊县的淞浦特委，陈云为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9月下旬，陈云来到练塘，秘密召开小蒸、练塘地区党员骨干分子会议，商量恢复青浦县委和整顿青浦基层党组织等问题。他在会上指出：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但也不能轻举妄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隐蔽斗争。由于行踪被敌人发觉，陈云乘渔船离开了练塘，旋即随淞浦特委机关迁往上海，开始了在上海秘密环境下的战斗生活。

　　『地下斗争』

　　陈云来到上海后，中共江苏省委很快吸收他为省委农委委员，并指示淞浦特委帮助省委解决经费问题。特委因此而参与领导了奉贤县委和金山县委发动的攻打庄行和新街恶霸地主宅院的农民暴动，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当时，中共中央从1927年底开始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已经被纠正，因此，奉贤和金山的暴动被认为是“盲动主义残余的复活”而受到批评。此后，淞浦特委停止了活动，陈云也因此被调任省委沪宁巡视员，负责对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南京一线地下工作的巡视。

　　1929年8月中旬，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省委决定吸收陈云、李富春参加省委常委工作;因为陈云对外县和农运工作较熟悉，决定由他担任农委书记;因为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上海市内各区委的工作，又决定由他分管沪中区委。他按照省委的布置，频繁地与各县委来沪请示汇报工作的负责同志秘密接头，向他们传达省委的指示，及时在省委常委会上汇报他们反映的情况，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并根据省委决定，不断起草给各地的指示信，部署秋收、年关等时期的斗争任务。对于上海沪中区，他重点是抓药业、估衣业、报业等行业的群众斗争，要求各级组织一方面尽力恢复大革命失败后被勒令取消的赤色工会，另一方面不拒绝利用黄色工会系统发动群众。

　　通过三个月的工作实践，陈云逐步形成了对江苏农民运动的整体认识。 1929年11月，他在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农委作了关于江苏农民运动的报告。报告分析了江苏农运的趋势，提出了党在领导农村斗争中的任务和策略。就在这次代表大会后，陈云被中共江苏省委执委会推选为候补常委，仍兼农委书记。不久，江苏省委为了在193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推动上海的总示威和总同盟罢工，成立了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和各区行动委员会，陈云又先后被任命为法南区委书记和法南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他连日出席上海各区行委书记会议，积极筹划有关游行示威的各种准备工作。5月1日，上海数万工人、学生冲破租界当局军警的封锁，在南京路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和集会，显示了革命力量在白色区域的复兴，给了正在坚持斗争的红色区域以有力的声援，也给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

　　随着局势的好转，党内“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后，更使一些同志对革命形势作出了过高的估计。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并为此在各级成立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在这一路线下，江苏省委、省团委和上海工会联合会以及中央派来的人组成了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陈云没有被吸收进主席团，只被任命为总行委委员，负责外县工作，兼任上海闸北区行委书记。尽管他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但在报告情况和研究问题时，也像往常一样，保持着求实的作风。在上海各区委书记和军委参谋联席会议上，他汇报闸北区的情况，说那里的赤色先锋队虽已建立了24支，但都没有经过武装训练;宣传队名义上有27支，实际上只有12支可以调动;宣传品印刷数量不少，但因交通问题没有解决，无法往下送;罢工布置比较成熟的只有一个厂。这在“左”倾情绪占上风的形势下，显然是一种低调的发言。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超出了共产国际所能允许的范围，他们派正在苏联的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1930年9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领导工作，取消了原来的暴动计划，撤销了各级行动委员会。陈云作为江苏省的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中央领导层。

　　六届三中全会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理“左”倾错误，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但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的王明、博古等却从宗派立场出发，打出“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他们不是批判李立三的“左”，而是批判他的“右”，实际提出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等人干预下，中共中央在时隔四个月时间，又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在实际上控制了中央的领导权。早在三中全会后，江苏总行委就已改为江南省委，管辖江苏(包括上海)、浙江、安徽三省的党组织，陈云任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部长。四中全会前夕，江南省委在批判“立三路线”错误时，提出改组省委领导班子，并在新的名单中排除了陈云。中央政治局否定了这个名单，提出改组后的省委常委由刘少奇、夏采曦、王克全、陈云、何孟雄等组成，刘少奇为书记，刘回国前(此时刘在苏联)，由王明代理书记。由于共产国际强调培养和提拔工人出身的干部，而控制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等一批干部此时又在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所以，陈云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接着，江南省委和中央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将江南省委又改为江苏省委，只管江苏省和上海市区的工作。在新江苏省委中，陈云仍任常委兼组织部长，并负责铁路总工会和上海的沪东、浦东、吴淞地区，以及外县淞浦、沪宁地区的工作。

　　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当天截获这一情报，立即派他的女婿刘杞夫由南京连夜赶往上海，找到中央特科的李克农。但那天刚好不是李克农与在中央军委工作的陈赓接头的日子，李便通过江苏省委的关系找到陈云，向中央及时转报了这一消息。中央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周遂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采取果断措施，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所有重要关系，于当夜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国民党特务企图利用顾顺章一举摧毁中共中央的计划落空了。

　　193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整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陈云、康生、潘汉年、邝惠安五人组成(周恩来到苏区后，中央特委改由陈云、康生、潘汉年、陈寿昌组成)，调陈云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在特科，陈云化名李介生，党内别称“先生”。这一时期，中央特科在陈云领导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处理由于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而进行的中央机关的再次转移。(二)调整内部组织，撤销了负责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通讯联络的第四科，将电台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了精简缩编。(三)安排因顾顺章叛变而暴露面目的特科人员撤离上海。(四)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恢复中央特科因顾顺章叛变而停顿下来的一些工作，发展了一些新的警报关系，如在法捕房、英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警务司令部等处建立了内线联系人。

　　(五)继续惩处叛徒，镇压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六)解决顾顺章叛变后的其他遗留问题，等等。

　　陈云受命于危难之际，指挥特科粉碎了敌人一个又一个阴谋，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和其他党组织安全的任务。

　　陈云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共产国际鉴于王明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也将前往中央苏区，故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经中央负责人商议，1931年9月决定临时中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 1932年3月，陈云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央特科改由康生负责。那时王明虽已离开国内，然而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仍然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白区工会工作自然难以幸免。但陈云自从主持全总以后，一方面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工人反对资方压迫、开除工人的斗争中，另一方面在斗争中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讲究斗争的策略，尽可能减轻“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

　　1932年年底，担任全总党团书记的陈云接到临时中央的指示，要他去鲁迅家中将正在那里隐蔽的瞿秋白转移到其他地方。一天深夜11点多，陈云坐着一辆黄包车，来到上海北四川路鲁迅先生的寓所。只见鲁迅穿着一件旧灰布棉袍，要许广平出去雇了辆黄包车，庄重而带忧愁的脸色，表示非常担心瞿秋白夫妇和陈云路上会被侦探、巡捕捉去。他问陈云：“深晚路上方便吗?”陈云答：“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鲁迅将他们送到房门口时又说：“今晚上你们平安到达那里以后，叫××× 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等他们开门下到二楼时，送他们出门的鲁迅才回房门。这一次同鲁迅见面给陈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他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惟一见过鲁迅的人。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当时陈云正在苏联，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脑子里一阵轰轰的声音，坐在椅子上呆呆的出神了几分钟。那身穿灰棉袍和庄重而带着忧愁脸色的鲁迅立刻又在陈云脑子里出现了，仿佛还在说：“深晚路上方便吗?”于是，他提起笔来，写了题为《一个深晚》的文章，以史平为笔名，发表在巴黎《救国日报》上[1]。

　　鉴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经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决定将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张闻天先行，博古、陈云随后跟进;康生去莫斯科，李竹声[2] 留下当上海中央局书记。至此，陈云结束了两年多的地下斗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