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彭湃简介 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彭湃，我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他是广东海丰县人。生于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农历九月十六日)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壮烈牺牲，当时年仅三十三岁。

　　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海丰位于我国南海之滨，北依崇山峻岭，南临汪洋大海，渔业和林业资源比较丰富。但是，海丰山多田少，土地瘦瘠，在封建剥削下，农业生产落后，农民过着贫困的生活。

　　鸦片战争后，海丰农民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生活更为痛苦。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倒了满清皇帝，海丰人民以为有希望了。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统治，对人民的压迫剥削更加残酷。辛亥革命中，海丰出了一个陈炯明，他利用当地群众秘密结社“三合会” 的势力，当了广东的都督、省长、陆军部长、总司令。陈炯明握到广东政权后，海丰突然增加了许多军阀、官僚、新兴地主 (指地主兼军阀) ，广大穷苦农民所受的压迫更加重了。“从前农民与地主发生争议，地主不过是禀官究办，现在新兴地主阶级用直接行动毫不客气的殴打、逮捕或监禁这些农民了，也可以直接迫勒抵租和强派军饷了。”①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彭湃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

　　彭湃祖籍在陆丰的吉康，从他的曾祖父彭魁起，搬迁到海丰县城郊的桥东社，开了一个小商店，号为“彭名合”。彭湃的祖父彭藩当家后，家业日益发达，购置了许多土地，除“彭名合”经营杂货外，又开设了一个兼营长生板的木材货栈，还有六十多间铺面出租，成了桥东社的首户。彭湃谈到他的家庭时说： “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②

　　彭湃乳名天泉，学名汉育，到日本留学时才改名为彭湃。在十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三③。彭湃小时候，聪明伶俐，很逗人喜欢。六岁便进海城七圣宫读私塾，八岁转到林祖祠小学，十三岁进入海丰第一高等小学。小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优良。

　　在少年时期，生母周凤给彭湃影响很大。周凤原是海丰公平山区贫苦农家的女儿，当过婢女，十六岁嫁到彭家为庶母。她经常讲述穷苦农家的悲惨生活，使彭湃从小就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十岁那年，父亲彭新因病去世。在母亲的抚育下，彭湃对农民的同情心和正义感越来越强烈。彭母回忆说： “彭湃小时，每当听讲土霸劣绅、贪官污吏的故事，便大声痛骂，甚至在经过县里权贵门口时，也不喜欢。”①彭湃十五、六岁的时候，祖父叫他去收租。到了佃户家里，他看到佃户们的穷苦生活，便空着手回家来了。祖父问他，租收到没有?他说，我家有吃有穿，佃户家没吃没穿，还要收他的租干什么? 祖父听了大发脾气，把彭湃痛骂一顿。

　　一九一三年，彭湃高小毕业，考进海丰中学。彭湃在学校里，“好谈论时事和参加社会活动，是一个富有朝气的青年。”② 他爱和同学们到学校后面的方饭亭和表忠祠去，缅怀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英雄业绩，诵读他的爱国名篇《正气歌》③。他爱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和杂志，拥护孙中山，常与不同意见的同学展开激烈的争论。一九一六年的“五七”国耻纪念时，彭湃和同学们一起，组织过反日爱国示威游行。

　　当时，海丰中学的进步学生组织起群进会，以互相激励，共同进步。彭湃是群进会的骨干之一。一九一六年秋冬，群进会组织了一场反对袁世凯爪牙林干材的斗争。

　　林干材是龙济光任广东都督时，派到海丰的驻军统领。他专门“清剿”反袁的革命党人和三合会会员，屠杀了几百个农民。当地以陈月波、马剑郎为头子的豪绅地主，十分敬重这个凶恶残忍的刽子手，尊称为“统领公”，无耻地为他雕了一个石像，准备安放在“表忠祠”内，与文天祥配祀。群进会的成员对此非常愤慨，他们在海丰县城张贴标语，表示抗议。林干材、陈月波一伙扬言要武力对付，彭湃等人不怕恐吓，在竖像前一天的深夜，彭湃和同学陈复悄悄地来到表忠祠，乘看守的卫兵在大殿里边睡觉，迅速地把林干材石像的鼻子敲掉了。陈月波等人只好把没鼻子的怪像运往碣石，丢进大海。

　　反对林干材的斗争后，彭湃渴望离开海丰，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寻求真理，就拜托他家世交陈其尤向其祖父说情，允他到外地求学。由于“彭家虽富有但无势力，每逢题军需时常受官府迫勒”①，彭湃的祖父怀着读书当官、彭家将来可免受欺侮的希望，同时也省得彭湃在家乡再惹祸端，便答应了彭湃的要求。

　　彭湃随陈其尤经香港到了广州，在广府中学读书一个多月。一九一七年初，东渡日本求学。他先在为中国留学生进行预备教育的成城学校补习，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毕业。一九一八年九月三十日，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读于专门部政治经济科 (三年制) 。

　　彭湃在日本的博物馆里看到从中国掠去的文物，在社会上看到有偏狭爱国狂的日本人竟然随意欺侮凌辱中国人的现象，便“以为生做中国人的唯一责任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②。因此，在留学日本期间，他积极投入反日爱国运动。

　　一九一八年春夏间，日本与段琪瑞政府秘密谈判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中国留日学生获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愤慨，彭湃和同学黄霖生、陆精治合影，他们在照片上写着： “民七年中国军事亡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特合摄此 ‘国丧纪念，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①

　　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干部，在东京神田区“维新号”中国饭馆，以吃饭为名，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回国挽救国难的办法。突然，日本警察“持械明矩闯入室内，不问情由，将在座诸人乱打，刀斫足踢，掀桌倒台……”②，接着，又将四十六名到会人员全部押到警署，进行辱骂、审讯。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将他们释放。中国留日学生满腔悲愤，痛切地感到，日本准许本国人结社集会自由，准许居住日本的欧美人结社集会自由，唯独不许中国学生结社集会，由干涉而驱赶，而逮捕，而侮辱。三千留日学生忍无可忍，决定全体罢学回国，以示抗议。

　　彭湃回国后，由上海到广州，再回海丰，为反日救国事业东奔西忙。在广州，他和留日的广东同学发出《留日广东学生同乡会宣言书》 ，痛斥中日密约是“直举吾国领土奉送之”的亡国条约，说明“大祸临头，大义在目，威力甘言，不值一顾，此吾人所以不旬日而归国者千余，奔走呼号，愿舍学，舍身而谋废约救亡也。”③回海丰后，彭湃发动青年学生，开展了“废约救亡” 的宣传活动。

　　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而卖国媚日的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却强令归国学生“务于六月十日前到达日本，返回各校继续留学，其后仍不回校者，经调查核实，取消留学资格”①。在反动政府的压力下，留日学生不得不忍辱负重，再行东渡。此后，彭湃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日爱国活动，“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东京警署内排日派的中国留学生‘黑表’上，遂有了彭湃的姓名。”②甚至，连彭湃因鼻窦炎住院动手术期间，也有两个日本“刑事” (便衣警察) “陪同”。

　　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帝国主义者强将德国在我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东京，我留日学生无比愤慨，他们既仇恨得寸进尺的日本强盗，更痛恨那些奴颜媚日的卖国贼。四月三十日，报载驻日公使章宗祥将于次日回国。章宗祥参与签订中日密约，留日学生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得此消息后，彭湃等六十多个留学生，在章宗祥动身的那天，一清早就守候在东京车站，当章宗祥从地下楼梯上来乘车时，留学生一拥而上，高呼“打倒卖国贼! ”并把写着“打倒卖国贼”的小旗子，掷到章宗祥坐的车厢里去。

　　五月七日，是中国的国耻纪念日，而日本政府却专门挑定 “五月七日”来庆祝太子冠礼，以中国的“国耻”作为日本的 “国荣”，留日学生非常气愤。五月六日，日本报纸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他们决定在五七那一天召开纪念大会。但是，由于日警的预先警告，各处都不肯租借会场，想改在中国驻日使馆的俱乐部开会，又遭“事实上不过为日本外交部一附属机关”的中国使馆的无理拒绝。留日学生只好决定分成若干小队，分别向各国驻日使馆递送宣言书，然后到日比谷公园集中，再行解散。正当各小队向公园集合途中，又横遭镇压，日警“拔刀狂挥，马队亦纵横冲踏”①，受伤者甚众，彭湃被打得“头部手足破皮流血”②，被捕去三十五人。经过留学生的严正斗争，第二天释放了二十三人，六天后才又释放五人，其余七人竟被判处十天到半年徒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迫害，我留学生“呼吁政府既无持平之争，乞怜使馆每遭恶声之叱”③，彭湃悲愤交加，转而寄希望于唤起民众，激励同胞。他回到住处，在长约一米，宽约半米的白绢上，啮指血书“毋忘国耻”四个大字。血书寄回海丰学生联合会，张挂在海丰中学的揭示板 (即布告栏) 上，大大地激发了海丰青年的爱国热情。“掀起了抵制日本劣货的轩然大波。海丰中学学生组织成队伍，在县城，特别到汕尾日货较多的商场搜查劣货，并把搜来的劣货全付之一炬，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行为的愤恨。”④

　　这一年的暑假，彭湃又回到海丰。当时，五四运动正波及全国各地。他把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组织了“海丰白话剧团”，演出过《打倒帝国主义》、《朝鲜亡国恨》和反对封建迷信一类节目，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抨击。

　　暑假以后，彭湃回到日本继续求学。这时，正在日本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深深地吸引了他。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原来已经比较活跃的日本思想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更广泛地传播开了，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团体也陆续出现。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以后，日本政府为了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颁布了新的大学法令，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有所放松，因此，在大学里研究社会主义的群众组织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不断涌现。彭湃所在的早稻田大学，是著名的私立大学，有不少进步教师，素有关心政治的传统，对新思潮非常敏感。早在一九一七年底就有了工人学生协会的组织，后来又有了“人民联盟”，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早大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学生组织了“建设者同盟”。

　　建设者同盟的成员多来自农村，与农民联系密切，熟悉农民的困苦，重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他们希望通过学习和研究，找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措施，在大学期间就为毕业后的活动做好准备，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新社会。他们学习和讨论过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苏维埃研究等种种问题。他们重视实践，强调从事实际的农民运动。建设者同盟支持过佃农反对地主的斗争，要求减租，保证耕种权利。而且还对佃农纠纷进行过实际考察。

　　彭湃是个对新生事物敏感的人。“及至一九一九年以后，日本社会主义思想渐次普遍发达，彭湃思想又大受影响。”① 在这以前，彭湃曾一度笃信基督教，很欣赏基督教的博爱思想，“认为基督教也可以救国。”②但是，在新思潮影响下，他认为基督教不能解决问题，“遂翻然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①，因此，在建设者同盟成立不久，他就参加了这个组织。建设者同盟重视农民运动，重视实践的特点，都直接为彭湃所接受。他在后来从事海丰农民运动时，还以极深厚的感情怀念着建设者同盟的战友②。

　　当时的彭湃和建设者同盟的许多成员一样，对社会主义诸家学说都作为“鲜花”予以采纳。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很感兴趣，从《互助： 一个进化的要素》这篇著作中，接受了克氏的“互助论”思想。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很赞赏，俄国革命的胜利，更使他振奋。他和李春涛、杨嗣震等留日同学在一九二○年组织了“赤心社”。“取名赤心二字，就是表示一心学习俄国”③。他们出版不定期刊物 《赤心》，不定期举行学习会，学习过《共产党宣言》、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书刊，讨论过十月革命。他还直接到京都帝国大学去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讲课。

　　在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彭湃批判了偏狭的爱国思想，认为“狭义的爱国运动是不彻底的，因为我爱我的国，你爱你的国，这就造成互相侵略”，主张“要解放全人类”④。因此，每逢“五一节”，他都参加日本劳动人民的纪念活动。他还“加入劳动者同情会，常助劳动者推挽重载上坂。”①一九二○年十一月，彭湃和赤心社的成员又参加了日人堺利彦韩人权无为发起组织的可思母俱乐部(Cosmo-Club) 。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交组织”，“接近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②，参加这个组织的除日本、中国、朝鲜人以外，俄国(如爱罗先珂)、印度、南洋群岛及欧美诸国也都有人参加。他们多是一些左翼的文化人，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如高津正道，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如大杉荣。他们不定期开会，讨论各种国际问题。彭湃参加可思母俱乐部的活动，被日本警探侦知，“嗣后，遂时有‘刑事’ 尾随彭湃。彭湃姓名，亦遂列入淀桥警署内社会主义者‘黑表’ 上，为八百注意人物中之一分子。自是以后，至一九二一年归国止，彭湃始终是日本警察眼中一个注意人物。”③

　　一九二一年五月，因祖父、母病重，彭湃在早稻田大学参加毕业考试后，便提前归国，于五月二十三日，即他祖母去世的第二天，回到海丰。

　　丧事以后，彭湃一度到广州，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实践社会革命的理想，他回海丰后，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参加研究社的有七十多人，大多是青年学生，其中的郑志云、林苏、陈魁亚、李国珍等，后来都成了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助手。

　　社会主义研究社以座谈和专题讲演的方式进行学习。座谈过李大钊同志的 《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专题讲演，主要由彭湃负责，他讲过《河上肇博士社会问题管见》、《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唯物史观》、《资本论入门》等问题，也介绍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①。

　　七月三十日，彭湃又组织起“劳动者同情会”。他在《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 中，抨击现存的教育制度“不是贫民阶级 ——劳动者、农夫、贫民的教育，而是贵族、官僚、资本家的教育”，“不是图平民福利的教育，乃是专教资本家官僚一班掠夺阶级的教育”。组织劳动者同情会的目的，就是“表同情于劳动者”，结束教育与贫民分离的现象。他提出： “凡我们能力所能及的，必欲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知识，以促成教育与贫民相接近，庶社会的革新，有些希望! ”这篇文章，是彭湃“反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宣言”②，反映了他革新社会的强烈愿望。

　　八月，彭湃写了一篇《告同胞》 ，发表在九月一日出版的《新海丰》创刊号上。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指出了私有财产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社会罪恶，贫者耕不得食，织不得衣，造成屋宇而不得住;富者田园阡陌，高楼大厦，闲游无事而衣食住自足。因此，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破坏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文章还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的观点，驳斥所谓“社会主义是提倡公妻”的瞎说。文章最后说： “有志者事竟成! 我们既承认现社会之种种罪恶，种种缺陷，有不得不实行社会革命之决心，我们就应当赶快觉悟!……赶快将新社会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彭湃又认为，“我们今日的时代，即是世界有史以来未曾经验的一大破坏时代! ”要实现社会革命，就“要破坏法律”、 “破坏政府”、“破坏国家”，通过“互相研究! 互相团结! 互相联络! 互相扶助而为之! ”这表明了彭湃正处在从“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到“对马氏发生信仰”①的转变过程中。

　　不久，彭湃开始了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革命的实践。

　　当时海丰的教育被原劝学所长陈伯华搞得一塌糊涂。陈伯华结党营私，贪污腐化，劝学所的人员吃喝玩乐，不事教育。海丰的学生十分不满，群起反对，迫使陈伯华于八月九日借口 “事繁不克兼顾本邑学务”而辞职②。

　　八月十二日，海丰学联会“学生请愿彭湃为劝学所长”③，陈伯华一伙仍想把持教育大权，便大造谣言，诬蔑彭湃提倡 “共产”、“公妻” ，进行攻击。

　　那时，担任广东省长的陈炯明，还没有背叛孙中山先生， “海丰要人钜公在广州者极多”。为了澄清是非，驳斥陈伯华一伙散布的流言蜚语，也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八月中旬，彭湃和学联代表郑志云、陈魁亚等来到广州。他给李春涛的信中说： “湃到广州二月，镇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公妻。”④陈炯明虽然不同意彭湃的主张，但又觉得彭湃是个人材，想拉来为己所用，便指示海丰县长翁桂清，聘请彭湃担任劝学所长。

　　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彭湃就任劝学所长后，进行了许多改革： 对劝学所的人事进行整顿，清除顽固守旧的老朽，吸收进步青年，如陈魁亚等; 聘请思想进步的留日同学杨嗣震、李春涛和北大毕业生黎越廷等担任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员; 革新教学内容; 发展乡村教育; 举办女子学校; 提倡体育运动等。

　　彭湃画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像挂在办公室里，又在住房里贴了一副对联： “漫天撒下自由种，伫看将来爆发时”，抒发自己的革命抱负。他兼任美术课，画攻打冬宫的图画和马克思、列宁的像，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

　　一九二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彭湃组织县城各校学生举行纪念游行。因为一号至三号下雨，遂延至四号举行，学生们高擎写着“赤化”二字的红旗，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唱着彭湃编写的《劳动节歌》 ，浩浩荡荡，穿街而过。这是海丰历史上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的游行，它使海丰的豪绅地主十分震惊，他们以为是将实行“共产共妻”了。这班豪绅地主早就对提倡社会革命的彭湃十分不满，“赤化”游行后，他们立即在《陆安日刊》上攻击彭湃“籍教育以宣传主义之谬妄”①，又向陈炯明告状，说彭湃搞“赤化” ，要实行 “共产” “公妻”。五月九日，彭澎便被撤去了教育局长的职务，“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的下台了。”②

　　彭湃想从教育入手进行社会革命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彭湃并没有灰心。撤了教育局长的职务，“自谓如释重负”。①此后他逐渐认识到发动工农的重要，在《海丰农民运动》中说，五一游行“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实在幼稚到了不得”。②

　　五月十四日，彭湃和李春涛等办起了自己刻写油印的小册子《赤心周刊》，与《陆安日刊》展开论战。第四期发表了彭湃写的《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这篇文章对“社会主义” 的理解还没有完全摆脱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但它已透露出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他说： “若是受了教育，全无觉悟，专为官僚军阀作走狗，那就太不忠实了! ”他设想自己“真把家财拿出来运动社会革命”③。接着，彭湃在《赤心周刊》又发表了《告农民的话》。他母亲知道后说： “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彭湃却认为“这篇文章若是农民看了，心里必非常欢喜，”他“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于是，“放弃与陆安日刊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④，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