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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子长,原名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化名秋阳。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九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 (今子长县) 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谢标朋,以务农为业,兼开柴草店。子长从小随大哥谢德惠、二哥谢占元在家劳动,是个放羊能手。由于陕北文化落后,子长十四岁起才读冬学,十七岁时转入县城小学。一九一五年安定县进步人士郭海宽反对袁世凯称帝,惨遭县官杀害,子长遂联合进步师生控告知县,颇受师友爱敬。一九一九年,子长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次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这时,陕北已开始受到 “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影响,子长受革命潮流的鼓舞,以战斗的姿态投身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
在大革命的年月里
子长在榆林中学上学一年,曾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一九二一年底,为反对帝国主义召开太平洋会议,在校长杜斌丞的支持下,榆中学生罢课三天,在校内外集会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径。当时,帝国主义在榆林等地利用办教堂作幌子,推行文化侵略政策,麻醉人民。陕北军阀井岳秀为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在各地开办迷信团体同善社。学生会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开展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对同善社的宣传活动。经过斗争,部分学生退教。学生会还组织学生宣传妇女放足,不扎耳眼,不带耳环。为改善同学的伙食,子长亲自下厨办伙,受到大家的好评。
一九二二年春,子长在中学未及毕业,就回家乡创办小学。但在那时,办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费无着,困难极大,特别是由于军阀豪绅鱼肉乡里,穷人家没有几个孩子能上得起学。严酷的现实使子长心灰意冷,认识到仅靠办学是救不了劳苦大众的,他心中十分苦闷,常思救国之道,决心投笔从戎。同年秋,子长只身赴山西,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但这种学兵团不过是旧军阀的讲武学堂,不仅不能满足革命者的要求,而且对他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束缚。一九二四年,子长毅然离开学兵团,回到安定,办县民团,任团总。随后,又奔赴京津,探求革命真理。其时正值“五卅”运动爆发,全国范围掀起了蓬勃的反帝斗争高潮。在革命高涨的京津两地,子长经常接触陕西旅京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白超然、白志诚、白志强、李波涛、白志立等,并通过他们结交了中共北京地区党的负责人之一刘伯庄。在他们的影响下,子长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刊,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同年,经白超然、白志诚介绍和北京地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初,经中共北方区委介绍,子长回到陕北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次年夏改为地委) 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取得联系。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安定,继续办县民团,仍任团总。此时,子长的友人李象九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陕后利用同井岳秀部下石谦的同乡关系,当上了安定县巡官。谢、李二人便利用公开的身份,在安定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石谦先后升任营长和团长。为了利用这个关系发展革命势力,子长受命首先帮助李象九招收一批进步学生和贫苦农民,在石谦营里建立了学兵连,李任连长。不久,子长把自己领导的县民团也编入石谦部四团三营十二连,自任连长。还通过中共绥德地委负责人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荫、蔡楠轩,调来一批党员任班、排长和负责教育训练工作。李、谢连里每天除两个小时军事训练外,其余时间主要用来学习政治和文化。子长经常对士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教育,讲解马列主义常识,教士兵唱他编的歌,其中有“孙文在广东,列宁一声唤,双手迎接世界共产党”等语。他和李象九还多次邀请李子洲、杨明轩等共产党人到部队讲演,宣传革命道理。子长对士兵十分关怀,不惜变卖自己的家产改善士兵生活,深得士兵爱戴。随着革命思想在部队中的传播,子长、象九等在石谦团中秘密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由李瑞阳担任书记,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等任支部委员,发展了阎红彦、雷恩均等一批新党员。连队还组织了士兵自治会,举办俱乐部,学唱 《国际歌》 、《国民革命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演新戏,搞球赛,气氛十分活跃。同时,在官兵中提倡艰苦朴素,自己缝衣做鞋,禁抽鸦片和喝酒,使连队里很快建立起新的革命生活。
一九二六年夏秋,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正确领导下,陕北的革命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此时,石谦升任十一旅旅长。中共绥德地委很重视这支受党影响的部队,先后派李瑞阳、杜衡、冯景异、阎揆要等到石谦旅同子长、象九一起工作,开办青年军事训练班。一九二七年春,石谦旅中的党组织由特别支部改为直接受中共陕甘区委领导的军支,杜衡任书记,子长、象九等均为委员,几个营、连都建立了支部,一百多名官兵入了党。由于国共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在中共军支和子长等同志的努力下,促使石谦接受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附近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的建议。子长等借此机会把许多进步书刊散发给官兵,并直接向石谦宣传革命道理,使石谦及大部分官兵倾向革命。
一九二七年一月,子长率部由宜川返安定驻防,他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联合当地学生和进步士绅,组织讲演团和劝导妇女放脚的天足会等团体,向群众宣传识字、禁烟、剪发、放足,破除迷信。子长善于作统战工作,他向安定县知事张鸣盛建议“整理地方,召集全县民众共图改革计划”,以便作出“兴利除弊”①的决议。张知事欣然接受,于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召开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子长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讲话中指出: “安定从前开会既无程序又无结果,此次大会应从新组织,并将议决案件须确实施行。”②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 《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组织大纲》 及其 “细则”和《农民协会章程》等三个文件,还作出了关于天足会、农民协会、保卫团及捐税等八个方面的决议案。《大纲》和决议案以“改进地方一切行政事宜,解除民众痛苦为宗旨”③,对改革教育、革新社会、兴利除弊的办法作了明确规定。《农民协会章程》根据外地农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形势; 规定了农协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和权利,明确指出 “本会以团结农民,互相维持、改善自己的生活为宗旨。”① 以上几个文献当时统称为《谢制农民运动协会章程》,它体现了子长兴利除弊的革新务实精神。在这次会上子长当选为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农民协会促成会委员。
会议结束的当天,为贯彻执行会议精神,子长和十连连长李瑞成联名发布了 《敬告安定父老昆弟》 的布告; 散发 《敬告父老兄弟们》的传单。布告强调“我们既是民众的军队,自然以拥护民众利益为前提”,“不但要将这次议案尽力帮助实行,而且对于你们将来兴革事宜,还要当努力。” 最后号召 “大家更要不分界限切实的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完成国民革命。”②传单指出: 军队“务必实是 (事) 求事 (是) 拿上最诚恳的心志,助我同胞起来自决痛苦,从此以后你们再不要受军队的无故欺负了,凡是路过的士兵,不能任意拉差; 就是办公的军人,都已与他们发给旅费,不论吃了你们的饭,买了你们的货物,及其用了你们的草料等事,他们必要按实价给发,不准赊欠登帐,亏损可怜的老百姓。所以除出布告外,恐民众不能周知,又出此传单,以后若有不肖兵士违令损民等事,望即速送来或报告我们,必严厉惩办,决不宽容。”③子长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他带头不住民房,和士兵一起住在城隍庙大殿里。子长领导制定和通过的几个重要文件,对唤起民众和推动农民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为了贯彻执行这些决议,子长协助上级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安定县特别支部(冯景异任书记,康忠治、郭朗亭分任组织、宣传委员),加强对全县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还建立县级和十四个区的农民协会及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二月二十九日,子长又主持召开了安定县市民大会,通过了《各团体宣言》,号召各团体紧密团结,并提出了“铲除压迫我们的各种坏东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改善我们民众的生活”①等口号。
子长特别重视农民运动。为培养骨干,他协助党组织开办了安定县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给学员上课,在学员中发展党员,还抽出时间到农村调查研究,宣讲《农民协会章程》,揭露军阀和贪官污吏的罪行。子长亲自领导县农民协会开展对土豪劣绅和高利贷者的斗争,拘禁和审判了大土豪宋运昌、李耀辉、王伯阳,赶走了全县两个最大的高利贷者王玉书和马子厚,当众烧毁文约、帐簿,宣布欠债作废,撤换了混进农协中的地主豪绅。由于党组织和子长的积极领导,安定县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压迫农民的贪官污吏、恶霸兵丁和高利贷者以及公款杂税的浮摊滥收一时销声匿迹。贫苦农民扬眉吐气,社会秩序空前安定,群众对子长的领导非常敬佩,亲切地称颂他为 “谢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