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谭平山简介简历生平故事事迹 谭平山在南昌起义起到了什么作用

　　一

　　谭平山，1886年9月28日出生于广东省高明县明城新坊一个裁缝家庭，乳名彦祥，曾用名谭鸣谦、谭聘三等。他十岁开始在明城读私塾。1898年考入明城东洲书院。他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教育和训练。

　　1904年夏天，谭平山于东洲书院毕业，考进广肇罗中学。1906年，父亲病危，他急忙赶回家中探望。父亲临终叮嘱，要谭平山读大学，“守成创业，振发家声”。不久母亲也相继去世。他的大哥谭干祥遵从父亲遗托，继续支持谭平山学习。1908年，谭平山考进广东高等学府一两广优级师范。他在“优师”学习期间，开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走出了“守成创业，振发家声”的思想境界。

　　1909年，他毅然加入同盟会[1] 并参加过一些秘密反清宣传活动。1910年，他毕业后，到雷州中学任教，并继续开展反清宣传活动，在师生中传播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王朝。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接着成立临时参议院，各省纷纷成立临时参议会。谭平山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议员，参加议会活动。不久，他出任雷州中学校长。1913年1月，谭平山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转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较早的党员之一[2]。

　　1916年，他调到阳江任教，1917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在文科哲学系学习。和谭平山一起考进北京大学的有他的同乡谭植棠、陈公博。

　　1918年秋，谭平山与俞伯平、张崧年等14人，加入了在陈独秀支持下由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等发起组织的学术组织，出版了新的学术刊物——《新潮》。谭平山为《新潮》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哲学论文《哲学对科学宗教之关系论》。1919年3月25日，他在《新潮》上发表了《“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巨著《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1919年5月，“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北京大学成了五四运动的中心。谭平山参加了5月3日晚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召开的大会，5月4日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还参加了当天痛打章宗祥，怒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斗争。

　　1920年初，谭平山和陈公博、谭植棠等商议后，创办了《政衡》杂志社。谭平山一方面在《政衡》社翻译出版亚当密士Adams 著《劳动问题》，日本森贤隆著《农村社会政策》等进步书籍，另一方面，又为《政衡》写了一系列专论和时评。谭平山在《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论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生搬硬套的见解，认为这是马克思本身所规定的真谛。

　　1920年夏天，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分别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公立政法学校和省立甲种工业专科学校任教。这三所学校是广州响应五四运动和积极开展活动的重点。为了宣传新思想，唤起民众，促进局势的发展，1920年10月，谭平山与谭植棠、陈公博等筹办《广东群报》。谭平山具体负责该报的新闻编辑。在他主办的新闻版上，大量报道各国工人运动和共产党活动的情况，介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为该报撰写专论和时评。

　　1920年底，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谭平山任副委员长。陈独秀来到广州后，与谭平山等商讨组织共产党的问题，并于1921年3月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后来统称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1]，书记先是陈独秀，后为谭平山。

　　广州共产党组织建立后，正式决定把《广东群报》和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加上当时由上海迁来广州出版发行的《新青年》，便形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5月，他与陈独秀等，被广东省教育会杂志聘为撰述员。6、7月间，为了培养从事基层宣传工作的干部，陈独秀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名义，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谭平山担任教员，与陈独秀、谭植棠等利用这些场所向学员灌输进步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一大精神，决定在广州共产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负责宣传，隶属中共中央局领导。由于党组织的不断发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共广东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简称粤区委)，仍以谭平山为书记。为了贯彻中共一大决议，大力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即中国工会办事处)，广州成立了南方分部(后改为广东分部)，由谭平山任分部主任。

　　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在林伟民、苏兆征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第二天，香港罢工海员陆续回到广州，受到中共广东支部和中国旁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的积极支持和热情的接待。1922年4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进行改组，再次选举谭平山为主任。

　　谭平山在广东从事建党活动的同时，还进行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1920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不久，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广州积极响应，于同年11月，成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是谭平山。1921年10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总团提出改组，目的是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谭平山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在广东着手重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

　　1922年3月14日，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东园召开成立大会，谭平山主持会议。他在会上报告筹备建团的经过和将来的计划。4月6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采用通讯选举办法进行选举，谭平山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2年5月1日，在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的领导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谭平山出席并领导这次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张特立(即张国焘)在大会上讲“无产阶级革命之必要”，陈独秀讲“劳动节的来由及意义”，张椿年(即张大雷)也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发表演讲。会后，十多万群众举行大游行。谭平山以中国劳合组书记部南方分部主任身份，高举红旗，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面。

　　5月2日，全国劳动大会选举谭平山、林伟民、黄焕庭、邓培、谢英伯等五人为主席团。谭平山在会上作了大会筹备工作报告，并主持大会。大会至6日闭幕。

　　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在大会上报告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会后，谭平山领导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按照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广东青年的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2年6月，广州的政治局势发生了突变，粤军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公开叛变。孙中山的第二次“护法”宣告失败。此后半年多，广州处在陈炯明的军阀统治之下，中共广东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党的主要领导因“护陈反孙”，受到党中央的批评，谭平山被调往北京警监学校工作。中共粤区委改组由冯菊坡负责。谭平山在北京以警监学校教导主任为职业，从事革命活动。7月，谭平山与邓中夏、毛泽东、王尽美等签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动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大纲》19条。

　　二

　　1923年2月，孙中山着手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创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谭平山于3月由北京回到广州，重新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参加孙中山重新组建的大元帅府工作。4月10日，陆海军大元帅府宣布设立宣传委员会，谭平山与陈独秀等21人被孙中山任命为委员。陈独秀担任委员长职务，谭平山协助陈开展宣传工作。他们积极支持阮啸仙、彭湃等开展农民运动。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的策略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会上，谭平山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9月，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往上海，谭平山被任命为中央驻粤委员。中共三大以后，为了促进国共合作，谭平山以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率宣传员杨殷、刘尔崧、侯桂平等北上宣传孙中山的功德，调查民众受军阀摧残的情况，安慰民众。10月24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谭平山、邓泽如、陈树人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3年10月25日，改组国民党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谭平山被选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委员，参与筹划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为促进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中共中央驻粤委员谭平山与中共广东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组织的领导人，于1923年11月组成“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谭平山担任该委员会最高执行委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文明路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举行。谭平山以广州特别区代表身份与李大钊、瞿秋白、林伯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出席了这次大会。谭平山被指定为党务审察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章程草案审察委员会委员，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在国民党一大期间，谭平山和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担任了大会的重要职务，对促进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30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谭平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31日，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谭平山与廖仲恺、戴季陶等三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委员。谭平山还兼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负责处理中央党部日常事务。国民党一大后，谭平山与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托，到中山县九区视察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

　　1924年10月10日，中共广州地委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庆祝双十节警告商团示威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三十多个团体，约五六千人。谭平山任大会主席。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行进太平路(现人民路)时，遭到商团袭击，商团叛乱发生了。事件发生后，10月15日，中共广州地委、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联合发表《告广州市民书》，揭露商团叛乱的实质。在中共广州地委的支持下，孙中山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并特派谭平山与廖仲恺、陈友仁为全权委员，主持平叛。在工团军、农团军、黄埔学生军及人民群众支援下，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

　　1925年1月11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出席了大会，并与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22日，谭平山出席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工仍为中央驻粤委员。

　　2月，广州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谭平山与彭湃随东征军出发赴海丰。

　　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3日，谭平山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北较场干部学校大礼堂举行的哀悼大会，并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发表演讲，号召革命军人继承总理遗志，联系群众，宣传三民主义，打倒军阀。当时国民党右派活动猖狂，冯自由、马素等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造谣挑拨，不断进行分裂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为了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左派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谭平山等3月26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将冯自由、马素、江伟藩三人开除出党。

　　5月1日，中国共产党任命谭平山为中共中央驻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当天，他出席广州各界数十个团体万余人举行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代表国民党中央在大会上发表演说。

　　5月8日，中共中央局鉴于广东离中央驻地上海甚远，因此指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觉(罗亦农)会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及鲍罗廷五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局就近指导广东的一切工作[1]。由于当时“驻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图谋不轨”。为此，17日，谭平山“出席黄埔国民党特别区党部会议，报告形势，动员黄埔军校师生，准备对付叛乱。”他还同“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起分析杨、刘的阴谋及当时的形势，研究对策。”谭平山“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同廖仲恺一起主持召开会议，布置开展宣传活动，以配合平定杨、刘叛乱的军事行动”[2]。

　　进入6月后，谭平山和中共中央广东临时委员会直接参与组织广东东江、北江、南海等地区的农民自卫军驻江屯要道，截击杨、刘叛军西逃。许多地方的农民自卫军和政府军一起，全歼滇、桂叛军，再一次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害，广东革命政府组织廖案特别法庭，谭平山与林伯渠和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卢源兴，广州地方审判厅长杨宗炯和李章达等五人组成特别法院，审判与廖案有关的人员。

　　11月27日，谭平山与林祖涵、李大钊、于右任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执行委员致电各级党部，严斥参与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分子。 12月，谭平山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全会指出，邹鲁、谢持、张继等以个人名义召开的所谓中央全会是非法的，而取消李大钊、谭平山等九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党籍是分裂革命的反动行为。全会决定于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

　　1926年1月1日，谭平山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中国农民》上发表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一文。1月3日晚，谭平山向出席大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介绍这次大会的筹备情况、中心议题和斗争策略等等。4日，他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七个主席之一。7日，他向大会做了《党务总报告》，阐述了国民党一大以来国民党党务进行的概况;总结了两年来国民党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了党内存在的问题;批评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谭平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2月，谭平山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代表粤区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认为广东是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而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才能使广东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3月20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突然袭击。当时，谭平山在北京，4月29日，他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一起回到广州。5月15日，谭平山出席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的二届二次中央全体，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南北政治的报告，内容概要有：一、北方政局的变化;二、国民军失败的经过;三、两广的统一;四、湖南唐生智的输诚;五、“三·二○”事件。但这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在会上提出的旨在排斥打击中国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谭平山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秘书处。5月22日，在闭幕式会议上，谭平山提出四点希望：“(一)党员须大家提起革命的责任;(二)党内真正要团结起来;(三)两党互相提携提导(原文如此);(四)从速出师北伐。”[1]

　　7月12日至18日，谭平山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四届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8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表了《反英运动与结束省港罢工》一文，回顾了省港大罢工与英国政府及香港当局谈判过程，高度评价了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国民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号召全国同胞们支持结束省港罢工，扩大反帝运动。

　　11月22日至12月16日，他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的代表邵力子一起离沪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这时，谭平山的弟弟谭君牧、妹妹谭竹山都在东方大学学习。谭平山和邵力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向中国留学生报告了中国革命的情况，两人同时被莫斯科中山大学授予“荣誉学生”的称号。11月22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谭平山与布哈林、斯大林等22人当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词。26日，谭平山在讨论布哈林的报告时表示，赞同布哈林对于“资本主义稳定”问题的分析，并就布哈林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农民工作方面的错误问题作了补充性的发言，指出存在的矛盾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他说：“广州政府的现行政策不符合群众的要求与利益”，“担心革命力量会发生某种蜕化，革命阵营中会发生纠纷”，原因是“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还没有足够的保证。”[1]

　　29日，谭平山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系统汇报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策略。着重谈了和国民党合作的统一战线问题和农民问题，并多次提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说：“毫无疑问，中国民族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是，若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已经取得领导权，已经是革命的领导者，这就是夸大他的成就。我们必须争得革命领导权。”[2] 同月，谭平山向大会递交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11月30日，斯大林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其中赞扬了“提纲起草人，特别是谭平山和拉费斯”。共产国际的这次会议，根据斯大林演说的精神和谭平山的报告，吸收了彼得罗夫、米夫的提纲和拉费斯意见书中的合理部分，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中国问题决议案》。 12月，谭平山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谭平山的名字，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联系到一起了。1927年2月17日，谭平山返抵广州。

　　3月中旬，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在武汉举行第十三次全体会议，谭平山缺席，但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国民政府农民部长。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谭平山与邓演达、徐谦、顾孟馀、毛泽东等五人被任命为土地委员会委员。14日，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出席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强调：“要解决农民问题”，“要解决土地问题”。4月4日至20日，谭平山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湖北区委三方联席会议，讨论当前的工作和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会议决议。会议决定撤销驻汉口的中共中央临时委员会，成立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湖北区委、共产国际代表联合组织一个常务委员会，领导武汉地区党的工作。谭平山被选为联席会议常务委员。4月8日，他出席并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第六次扩大会议，欢迎国际代表罗易。9日，与毛泽东、邓演达、彭湃等13位通电就任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继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政变。谭平山和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等，与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政府委员联名发表通电反蒋。

　　4月27日至5月9日，谭平山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陈独秀、瞿秋白等13人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和毛泽东、彭湃等10人组成的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中共五大上，谭平山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农民部部长。6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据中央组织部提议，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国民政府设立党团、党团干部会。谭平山被中共中央再次任命为中共驻武汉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5日，他出席国民党中央召开的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席会议，报告农民问题。13日，与谭延闿、毛泽东、邓演达、陆沉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最近训令》，揭露了各地土豪劣绅和反动军队围攻农会、屠杀农民的罪行，要求各级政府明令保护农民协会，制止反动暴行，号召“农民协会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己，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并派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江西籍学员150人，赴江西开展农民运动。17日，他与毛泽东代表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保护工农组织，严惩屠杀工农的反革命。6月底，由于武汉国民政府叛变日益明显，谭平山以因病请假就医为名，离开农民部。他在辞程中说：“职能力薄弱本难胜任，又值时局紧张，农民运动，颇多非难，就职以来，亟思有以改正，俾得趋于轨范，勉力从事。操劳过度，以致旧病复发，不能支持，拟即迁入医院，稍事休养。”[1]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把持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反革命行为，并宣布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武汉政府。谭平山与在国民政府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苏兆征联名发出辞职书，决然退出武汉政府。当晚，在离开武汉以前，他与已加入国民党的陈公博等进行了一次谈话。认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有从农民暴动起来没收，直至农民自己能够解决为止。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存在”，“应该改组国民党”，或另组第三党。如果因为怕第三党不能真正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不得不拿共产党来推进这个第三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