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张闻天简历简介资料生平经历 张闻天对革命事业的贡献[第5页]

　　庐山蒙冤

　　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虽然身在外交战线，但对国内工作一直非常关心。对于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张闻天起初也怀着热情，但从这年9月起就觉察到问题和缺点不少，深为忧虑。对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11月郑州会议开始纠正某些“左”的错误，张闻天是竭诚拥护的。然而他还力图从指导方针和根本理论上寻求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经过1958年10月在东北和1959年3月在西南的调查，张闻天对当时“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及其深刻原因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尖锐、明快地揭露了“大跃进”以来的主要问题。16日，毛泽东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要求“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庐山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正是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张闻天辞谢一些同志的好心劝告，7月21日下午在华东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1]。

　　张闻天的发言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详细分析了比例失调、“共产风”、强迫命令、虚报浮夸、下放过多、体制紊乱等缺点的严重后果，指出了“左”倾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发言”尤其着重从思想方法、思想作风探究原因，从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政治与经济、民主与集中等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指出了当时在指导思想和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上存在的偏差。他在“发言”开始后即点出，“比例失调”一条可指出其原因是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共产风”一条主要是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问题;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是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所致。在“发言”中，张闻天从理论高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批评产生“左”倾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夸大主观能动性而不考虑客观条件，只讲政治挂帅而忽视和违反经济规律，急于“过渡”和平均主义导致否定集体所有制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并进而指出，造成种种问题而又长期不得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为此，他认为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张闻天在发言的最后，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本意是很好的”。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在当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的全面、深刻的理论总结，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出了不少卓越的见解。可是，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却因为这篇发言而遭到无情的打击。他被指责是同彭德怀“文武合璧”进行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下庐山回到北京以后，接踵而来的是外事系统的批判斗争。主题完全离开庐山发言的是非，而是迫逼交代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9月中旬，张闻天被解除了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职务。这时虽然还保留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但实际工作已经完全停止了。

　　特约研究员

　　经过再三请求，到1960年11月，张闻天才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当一名没有任何职权的“特约研究员”。但他还是十分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依然竭忠尽智，克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张闻天到经济研究所以后，正是“反右倾、鼓干劲”遭致失败，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的时期。张闻天在1961年至1962年间，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了政治经济学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同时还把目光投向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物价问题上。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在香山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孙冶方主编)审稿会，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和用“读书笔记”的名义写的论文，并到苏、沪、浙、湘三省一市作了两个月调查，写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深化和发展了庐山发言的思想。

　　针对当时思想、理论上的种种错误观点和糊涂认识，张闻天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精辟见解。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有独立经济形态的阶段，不能跳跃，它必然是比较长期的、需要艰苦奋斗的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社会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不同的小的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断发展的生产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统一”，把它说成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把阶级矛盾与斗争扩大化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当前的任务是利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充分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看做僵化不变的东西，看做可以任意调整的东西，都是不对的;按劳分配是自觉劳动的分配原则，它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和平均主义的有力武器;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是“先公后私，公私两利”;马克思再生产理论适用于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剩余产品和产值，没有盈利，没有积累，就不可能有扩大再生产，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1]，等等。

　　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张闻天强调人们认识客观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的极端重要性。他在一篇笔记中提出：“现在应该研究在社会主义下价值的表现形态及其作用”。针对我国经济学界对价值规律的种种误解、曲解，张闻天指出：“关于价值规律的防止、限制和提高警惕等说法，表示人们还不能掌握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因而在这个规律的自然作用前面表示恐惧。”并说：“当一个规律(价值规律在内)被认识以后，它就不但不能起破坏作用，而且可以很好的为人们所利用，造福于人类。”针对我国干部中当时普遍存在的“只要完成任务，就不计一切，不计代价”、“价值概念非常薄弱”的状况，张闻天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必须利用价值规律，要算“经济账”，“不能靠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或单纯的政治考虑”[2]。张闻天由此进一步指出经济学界对马克思《资本论》经济范畴的使用“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错误”，“同时使用时却又照搬原来的意义，而不去指明旧形式下的新内容。”他毫不含糊地指明：“只要说明《资本论》的范畴在社会主义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之后，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因为这些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化社会生产的共同性;再者，马克思的经济范畴，不只是表现生产关系，而且也表现生产力，是从两者统一中来表现的。张闻天还从方法论上指出种种机械的、片面的观点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原因：“人们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性、特殊性，因而忘记了共性、一般性，忘记了继承与发展。”应该看到：“社会有不同的特殊阶段，但它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统一的运动。它们不是绝对隔离着的，而是密切联系着的。”

　　1962年7月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集市贸易的调研报告，是张闻天对流通问题的理论同具体经济政策的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他主张在市场和物价问题上突破人为的限制和障碍，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建议对集市贸易放宽政策，扩大范围，允许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允许集市贸易超出本地区范围同其他有关地区发生物资交流关系，允许农民有在完成交售任务后按市场价格出卖其农副产品(包括粮油棉)的权利，国家的工业品除配给者外，也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张闻天还谈到了集市贸易发展的方向问题，认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活动，加上国家其他经济措施的影响，“自由市场”、“自由价格”就会“逐渐向有领导和有调节的市场和价格过渡”。这里的重要之点是“掌握好工农业产品价格的适当比例”。国家在集市上的价格政策要尽量灵活，尽量主动，不要僵化和被动，要善于根据市场的行情变化，及时调整。可惜的是，这份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巩固工农联盟的报告根本没有得到重视，后来还被诬蔑为“复辟修正主义的黑纲领”而受到批判。

　　在1962年7月至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张闻天，进一步受到打击，被取消参加中央一切会议、阅读一切党内文件的权利，被进行专案审查。张闻天同党的政治生活完全隔绝，过着孤寂的生活。然而他没有就此消极遁世，还是认真进行学习与研究。他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每隔两个月左右，他总要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报告自己的学习、生活和思想。不时还给他们寄去研究国内、国际问题的文稿，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类文稿，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先后共有11篇，计30万字。但都像一箭之入大海，没有一点回音。

　　在“文革”风暴中

　　早在1964年秋社教运动中，张闻天就被指责为同经济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搞利别尔曼那一套修正主义经济理论。进入1965年，新上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对张闻天采取种种限制，先是吊销供应卡，接着撤掉内部电话机，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8月9日，张闻天在经济所第一次被揪斗，当场昏厥。从此开始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岁月。他无数次地被批斗，被审问，在1967年1月至11月间，接受审讯、回答问题或被逼写“材料”等累计达219起之多[1]。不论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他总是负责地据实回答，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他给“批判陈云联络站”写的材料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2]。江青等妄图利用所谓“伍豪启事”反周恩来。张闻天斩钉截铁地回答造反派：“‘启事’纯系捏造。我同康生、陈云等看到后，一笑置之。因为一则伍已去江西;二、伍绝不会做这样的事。”[3]

　　在许许多多被“勒令”交代的问题中，最为严重的是所谓“61人案”。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刘少奇，诬指刘少奇1936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成所谓“叛徒集团”。事实上此事曾经中共中央讨论同意，指示这些干部采用非常办法迅速出狱，领导当时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这个涉及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名节，涉及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一批领导干部政治生命的大问题，张闻天一开始就不推诿，不含糊，忠于事实，忠于历史，说明此事刘少奇请示过中央，是经他(代表中共中央)批准的。为慎重起见，他将1967年2月16日写就的材料急送康生，要他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康生是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的。在1937年12月会议上刘少奇报告华北工作时曾谈及此事，讨论时康生就此事发了言，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4]。但是，这时他故意不给答复。于是张闻天在2月18日另写了一份材料交出，略去第一份材料上所说“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情节，由他个人独自承担全部责任。材料肯定刘少奇为此事请示过中央，而“我就复信表示同意”，保护了刘少奇和61个同志。为避免涉及中央，他又特别说明“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嗣后涉及此案，张闻天始终肯定此事是经他同意的。对此，康生憎恨之极。他在张闻天4月28日给他的信上竟批道：“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6月27日又派中央办公厅专案组干部审讯张闻天，指责“61人案”被张闻天“把水搅浑了”，威胁他要“替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不得为刘少奇开脱，并责令张闻天：“写交代材料”，“澄清事实真相”;以后不准造成新的混乱[1]。在这千钧压力面前，张闻天凛然不动，于7月3日致信康生，表示他已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唯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

　　1968年5月16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夫妇实行“监护”。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糊得严严实实，门上开一个小方孔，警卫日夜窥望监视;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家人来往;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每天放风一次，时间错开，始终不让两人碰面。这种暗无天日的独身牢房生活一直持续了523天。张闻天已年近古稀，老而有病，身心两受其害，然而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对党负责，对同志负责。

　　遣送肇庆

　　张闻天夫妇在被武装监护、隔离审查近一年半后，到1969年10月20日，才因当时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而被取消监护，遣送广东肇庆。他们于10月底抵粤，居住在肇庆市郊牛岗军分区宿舍大院内半山坡上的一座小平房里。张闻天不准用本名，只好化名张普，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离开宿舍区要经批准，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求同意后才能看。军分区保卫科每月向上汇报其思想、言行。不过，张闻天觉得比在京被隔离的生活毕竟自由得多，现在可以看书、读报、听广播了，有时也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山下西江大堤上漫步。

　　这时，张闻天因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视力只有0.2了，高血压等疾病又折磨着他，但他的心并没有衰老。他依然忧国忧民，思索着党和国家的命运，探求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他的10多本读书笔记本和13篇文稿合订本都被造反派抄走了。他就从头开始，重新读书写卡片，并将它们按专题一叠叠分装在纸袋里，有些连贯起来就是文章的提纲。他读报特别仔细，关心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从这一事件中洞察到“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从10月中旬起，他即动笔写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到1974年5月，写了《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4篇文稿[1]，近10万字，被称为“肇庆文稿”。在这些文稿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总结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错误理论，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联系和区别，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阶级关系、党与国家的关系、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和公私关系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原因之一是在理论上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和阶段性。张闻天在肇庆文稿中深刻地阐明，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过去革命阶段的长期性，同这个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比较起来，简直是不足道的。”同时，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性，在这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和上层建筑的不断改造，本身必然还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浪潮中，张闻天旗帜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其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首先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用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观点来反对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上来，是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以为靠很低的劳动生产率就能建成共产主义的想法，是幼稚的。

　　张闻天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两条重要原则，一是“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条件出发，从它的阶级关系出发”，将政治路线和策略“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一是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而要“认识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办事”。他严峻地指出，政治路线“不仅不能改变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的命运也要最后由经济规律来判决”。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公私溶化”论造成的思想混乱，限制和批判按劳分配原则与物质利益原则的“左”倾错误，以及若干“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肇庆文稿”论述了应该怎样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的公私关系。张闻天从理论上指明，“公和私(也包括集体和个人、国家和个人)是一对矛盾而又统一的范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对大多数人民群众来说，私的、个人的利益和公的、集体的(包括国家的)利益是基本上一致的”，因此公私矛盾，“可以用自觉的调节的办法来解决”。张闻天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公和私也不是隔绝的。社会主义社会只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或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那种私，却不反对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得到的个人利益的私。社会主义社会在公的集体的利益内就包含有私的个人的利益，因而是“公中有私，而不是公中无私”。这种公私关系的基本一致性，在按劳分配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个人在按劳分配原则下应分得的份额的“私”，是每个人应有的正当权利。反对或否认这种“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左”的空谈。张闻天还认为，在社会主义内“不但公中有私，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允许公外有私。”农民的自留田、家庭副业与集市贸易就是公外的私，“这是公私结合的一种辅助的形式，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废弃。”

　　“肇庆文稿”还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有关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和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一系列问题。张闻天指出，正确处理党群关系是保证党的领导正确的关键。他认为在党群关系方面的基本观点是：“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他从哲学高度深刻地阐明，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一致性，总是在两者之间的矛盾中展现的”，党同群众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这种矛盾，只有经过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加强对群众的方针政策的教育，以及帮助群众根据切身经验提高认识，才能逐步解决”，而“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国家的关系对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张闻天认为：党领导国家，但他本身不是国家。党应该通过国家来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党不能超过国家、高居于国家之上”。那种使国家机关成为党的附属机构的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领袖与党的关系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十分突出。针对当时个人专断作风和狂热的个人崇拜现象，张闻天毫不隐讳地指出，“我们所要的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专断，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上层领导者“喜欢人们讲阿谀奉承和歌功倾德的话，而不欢迎人们讲不同意见的话，……那是不能发扬民主的。”“文化大革命”中另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是怎样看待党内矛盾的问题。张闻天不赞成“党内矛盾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的观点及“镇压”的方法。他指出，未经严格审查，没有确凿证据，轻易怀疑、断定或诬陷持不同意见的或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为阶级敌人，为内奸、特务，是颠倒是非，混淆敌我，必然给党造成极大危害乃至严重破坏。而“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夸张的、武断的、主观主义的、吹毛求疵的或人身攻击的思想批判，是既没有说服力，也不能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他提出应该允许党员“为自己辩护”，必要时“还可以上诉，要求翻案”。这些论述道出了动乱年代无数老革命家和广大党员的心声。

　　1974年初春，张闻天、刘英获准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进行社会调查。张闻天很珍惜久被剥夺的深入实际的权利，立即到工厂参观调查。他几乎走遍了肇庆当时的各主要工厂。也只是到这时，他才有机会游览肇庆著名的风景区七星岩。张闻天的心中又升起了希望。他让从上海来探望的外甥马文奇秘密誊抄所写文稿，准备将来出书或到会上讲讲。他接连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可是得到的回答是“到北京住，恐不合适”。要求回上海，也不同意。直到1975年6月，才得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

　　长逝无锡

　　1975年8月25日，张闻天抵达太湖边的中等城市无锡。9月1日，住进汤巷45号。他除了沿用“张普”的化名以外，多了一个代号——45号。

　　张闻天还没有等把家安好，就开始伏案写作。9月7日，他将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文稿校阅、改定，接着又修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一文。他改得非常认真。全稿约有1/4经过修改，删改重写的有九页之多，还增补了两页。文稿首页右上角标明改定日期：16/9/1975。其时，被造反派抄家时拿走的写于1962—1966年的13篇文稿合订本刚刚发还，他又逐篇校订，一一标上写作日期和序号。

　　进入深秋季节，江南天气冷热多变，衰老多病的张闻天适应不了。11月初冠心病发，接着又因感冒引起肺水肿，住院20多天。出院后即移居新生路7号招待所。这时，邓小平复出后主持全面整顿出现的转机又被逆转。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一个个政治风暴在张闻天心里激起层层波澜。从2月起，房颤、心绞痛、急性肺水肿频频发作，病情益趋重笃。4月23日、5月22日竟两次出现“急性左心衰竭”、心室停搏等险情[1]。4月下旬病重时，张闻天对坐在床前的夫人刘英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并要刘英当场写下字据。[2]

　　197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5周年纪念日。张闻天清晨听完新闻节目，喝了几口米汤，就闭目静卧休息。下午精神稍好，3点半钟，坐在沙发上翻阅一份外文的商品说明书，介绍一种新式轮椅，可以方便老弱病人活动，很感兴趣。他同刘英等闲谈，希望搞一张，还风趣地说：“生命在于运动嘛!”可是，不到一小时后，就因心脏病猝发而离开了人间。

　　张闻天逝世一个星期以后，上面有关部门才电话答复中共江苏省委：不开追悼会，骨灰盒存放无锡，在南京出的《新华日报》发一消息。7月9日向遗体告别，花圈上仍用“张普”或“老张”。直到7月13日才在《新华日报》第3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报道方式，登出北京方面拟定的张闻天逝世消息。全文78个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76岁。”

　　“历史最公正”

　　“四人帮”对张闻天的冷酷，无损于张闻天的光辉。张闻天生前坚信：“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3]在张闻天逝世后不到100天，党和人民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追悼张闻天。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1]。悼词赞颂“张闻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庄严宣布：“现在，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他平反和恢复名誉。”悼词号召向张闻天学习：“我们悼念张闻天同志，就要学习他服从真理，诚恳修正错误，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善于吸收历史经验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作风正派，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突出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学习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处事民主，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学习他终身好学，不断求知，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1985年8月30日，在张闻天85周年诞辰之际，包括庐山会议发言和“政治经济学笔记”、“肇庆文稿”的精彩篇章在内的《张闻天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张闻天生前的遗愿终于实现。在张闻天90诞辰时，国家主席杨尚昆发表纪念文章，称张闻天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2]。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致函刘英说，“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的不朽历史贡献。他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他的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学问家的谨严风范，他为人民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崇高品德，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大家学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