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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平山,名鸣谦。广东高明县人。1886年9月28日(清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一)生。父亲谭超凡,以裁缝为业。谭平山早年丧父,家境清贫,少年入塾攻读,后在哥哥支持下完成学业。1898年入高明东洲书院学习,1904年秋考入肇庆肇罗中学,1908年升入广东两广优级师范学校。在校期间,谭平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不满清廷腐败统治,于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10年,谭平山从两广优级师范毕业,到雷州半岛任雷州中学数学教员,后任校长,同时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1912年初,被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代议士(议员)。1916年到阳江中学任教。
1917年夏,谭平山与同乡谭植棠及陈公博一起考入北京大学,在文科哲学门学习。1918年11月,和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谭为《新潮》创刊号撰写《哲学对于宗教之关系》,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蔡元培阅后十分赞赏,特在文后加上评语:“此论甚有见地。”1919年春,谭又撰《“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谈》,表达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同时介绍《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详细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5月,他投身五四运动,参加了痛打章宗祥、怒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的斗争,曾被北京政府逮捕关押。在北大期间,谭平山还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7月,谭平山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广州,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哲学教授。他在广州积极宣传新思潮,8月发起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与陈公博、谭植棠等创办《广东群报》,负责新闻编辑,继续致力于革命思想的传播,介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情况,受到进步青年的热烈欢迎。12月,陈独秀应广东政府之邀到广州,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多次提出:“以小集团领导民运是担负不起的,为使广东民运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并说“北京、上海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征求他们参加这个组织的意见,谭等表示赞同。1921年2月,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谭平山与沈玄庐主编《劳动与妇女》周刊,撰著文章,宣传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
3月,谭平山与陈独秀、陈公博、谭植棠等“开始组织真正的共产党”,即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谭任书记。嗣后,创办宣传员养成所,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阵地。与此同时,他深入工人中去开展工作,组织工人夜校,自任夜校董事会董事长,并建立广州土木建筑、茶居等行业工会。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因协助陈独秀筹集广东大学经费没有出席,派陈公博参加大会。会后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谭被选任南方分部主任。8月,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正式成立,谭平山担任书记。是年冬,他组织三百多工人支援广州车衣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1922年1月,香港海员工人进行大罢工,谭平山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发表《敬告罢工海员》的声明传单,支持海员工人罢工斗争。与此同时,谭还加强对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3月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5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被推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领导组织这次大会。
1922年7月,谭平山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4月,谭与陈独秀一起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6月,中共在广州举行“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谭平山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后任中央驻粤委员,具体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10月初,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到广州,谭向他介绍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同月下旬,谭平山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廖仲恺等九人一起负责筹划国民党改组事宜。他还兼任书记、组织员,为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工作。
1924年1月,谭平山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兼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他安排许多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的各级领导职务,有力地促进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同时也引起国民党右派的不满,说“组织部是党中央最重要的机关,由共党谭某主持,本党的一切章程由他拟订,各地组织方面的人员由他委派,弄得本党的忠实党员都不愿登记”。5月,谭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9月,任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授;10月,任“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动员和组织军队和工农武装平定商团叛乱。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谭平山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驻粤委员;稍后被任命为驻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1926年1月,他出席国民党“二大”,向大会作《党务总报告》,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还负责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工作。5月,蒋介石等人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获得通过后,谭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中共中央派为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代表。
1926年11月,谭平山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向大会递交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他在代表中国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作报告时强调,“目前的革命,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领导权应属于无产阶级”。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期间,还被莫斯科中山大学授予“荣誉学生”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