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简介生平经历过的事迹 陶希圣是个什么样的人

时间:2018-03-18 15:32:28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陶希圣,原名汇曾,字希圣。1899年10月30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湖北黄冈一读书入仕家庭。父亲陶月波,字炯照,号月舸,丁酉拔贡,经济特科一等第四名,清末历任河南夏邑、新野、安阳、叶县、洛阳诸县知事,民国初年任湖北黄陂县长、河南汝阳道道尹等职。陶希圣少时随父居住河南。

  陶希圣接受的启蒙教育仍是儒学,九岁入旅汴中学,学校的课程除国学外,还有算学、英文、历史、地理、格致,以及博物和体操等新课程,进化论、法国革命等西方文明的元素被引入课堂。辛亥革命后,陶希圣回湖北,考入英文馆继续中学学习。1915年,陶希圣就读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门,专攻日、俄法学,兼学欧美法学,涉猎法理学、法哲学。学生时代的陶希圣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陶醉其间,热心于各种主义的研究,并初识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有着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1922年,陶希圣大学毕业,学生时代聪慧刻苦,中西兼学,为他日后学术上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陶希圣简介生平经历过的事迹  陶希圣是个什么样的人

  1922年,陶希圣受聘前往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授亲属法,留下一部亲属法讲义,1923年底辞职。1924年7月,陶希圣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法制经济部编辑。其间,他结识了不少“博学多才之士”,如郑振铎、叶圣陶、周予同、樊仲云、胡愈之、沈雁冰等,也与倾向国家主义的曾琦、李、陈启天、何公敢等人交往,成为国家主义刊物《醒狮》、《独立青年》的热心读者,并应何公敢之邀,担任《独立评论》主编。1925年,他在于右任创办的上海大学任讲师,主讲“法学通论”。

  “五卅”惨案,激发了陶希圣的民族意识。案发后,陶希圣等上海学术界十学者联名提出抗议。陶希圣撰写《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一长文,分析南京路巡捕房的法律责任,刊登在《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上。巡捕房一纸诉状,反而将《东方杂志》的主办方商务印书馆告上会审公堂。在应诉过程中,陶希圣负责为辩诉状提供资料。陶希圣在五卅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先后被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商务印书馆罢工委员会聘请为法律顾问。上海环龙路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中央党部写信给陶希圣劝其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陶希圣在《独立评论》上提倡的“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和“劳工自决”与三民主义具有一致性。这是陶希圣与国民党的首次接触。

  1926年初,陶希圣收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聘书,聘其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欣然前往。在武汉的一年里,他兼武汉大学政治法律教授,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各国革命史”、“无产阶级政党史”以及“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他与陈公博、周佛海等来往密切。虽然,陶希圣自称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但其思想倾向无疑属于国民党左派。

  1926年5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合组为“中央独立师”,陶希圣一度被任命为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随军西进,至咸宁时又任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在咸宁任上时,咸宁农民大会准备枪毙五个农会叛徒(据陶说这五人想退出农会),陶闻讯后命令农会会长不准这么做,威胁说如果一旦这五人被枪毙,他就枪毙农会会长本人。该农会会长不敢直接冲撞,跑到武汉告状,不几天陶被武汉国民政府派人替换。陶希圣反对武汉政权之下农民运动,认为当时没收土地的结果,造成城市商业的萧条和农村经济的衰落,并攻击农民协会除了残害地方而无他。因此,他反对中共提出的“打倒封建制度”口号,认为这时中国农村制度已经不再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早已瓦解,最多只有残余的封建势力存在。随后,他一度十分消沉。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分共”,陶希圣再次活跃,出任军校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及《党军日报》社长。其间,他与汪精卫相识。10月,宁、汉分裂后,陶希圣从武汉转道南昌回到南京。1928年2月,陶希圣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政治总教官,担任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指导科长。

  1928年,陶希圣加入陈公博、顾孟馀等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改组派的身份使他于同年12月辞去一切公职,不得不离开南京回到上海。陶希圣从政的第一阶段结束。

  1928年12月至1937年7月,陶希圣回到书斋,办刊物、写文章和当教授为生活内容。《辩士与游侠》、《西汉经济史》,是这一阶段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两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还有《中国之家族与婚姻》、《中国封建社会史》等作品面世。1928年底,陶希圣到上海时,周佛海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创办《新生命》月刊,并设新生命书局,以宣传三民主义为主,在全国颇有影响。陶希圣立即加盟并很快成为主笔,取代了政务繁忙的周佛海,逐渐成了刊物和书局的核心人物。此前,1928年10月,陶希圣已在《新生命》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一文,指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止,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该文提出的问题关乎中国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持久而广泛的论战。陶希圣唯恐争论不激烈,甚至不惜用不同的笔名,提出不同的观点,自己和自己展开论战。他将自己在1929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汇集于《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把1930年的论文收入《中国社会拾零》之中,均由新生命书局出版,面世后十分畅销。在传统的经世思想熏陶下,陶希圣虽然远离官场,然而现实政治却没有离开他的脑海。他的学术研究由法学扩大到社会学和历史学,触摸到了最新的社会历史观——唯物史观。陶希圣回忆说:“这两年间,我对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与论文,从英文及日本译本上,下了工夫。同时对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也选读了不少。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虽然,他的自我评价让人费解,但他确实是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1930年底,《新生命》月刊无疾而终,自动宣布停刊。正在此时,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法学院教授,陶希圣1931年1月离开上海到南京。

  1931年8月,陶希圣应母校北京大学的聘请前往法学院政治系任教授,并在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处兼课。当时的北京,学术气氛浓厚,陶希圣在授课的同时,用了三年时间撰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册。陶希圣还与胡适一起主编《独立评论》,并把自己关于时事的见解发表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1934年底,陶希圣创办了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杂志——《食货》半月刊,强调社会发展有其历史法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更不是史料的堆砌;同时,他以为找寻规则要从史料入手,反对公式主义,反对先搭框架后找史料填充的做法。陶希圣以杂志为平台,在北京大学一院设立了经济史研究室,吸收学生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及沈巨尘诸人,从唐代经济史料的收集做起。1936年7月至1937年6月,他们将收集的资料编成了《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八大册,并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遗憾的是“七七”事变后佚失了。陶希圣的努力得到了丰硕的成果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有名的社会史和经济史教授,步入了学术的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