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陶行知生平简介教育思想是什么 陶行知是一个怎样的人

时间:2018-03-18 15:41:27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生于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十六日)。他原名文濬,早年信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改名知行,后来他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行知。父亲靠教书谋生,家境清寒。1906年,陶行知进入歙县耶稣堂内地会设立的崇一学堂学习,毕业后,经教会资助,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1914年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先入伊利诺斯大学学政治,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因此,留学期间。除了受到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外,还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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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陶行知由美返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后来该校改为东南大学,又任教育系主任。1921年,辞去东南大学职务,到北京与一些留美回国的人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总干事,鼓吹教育改造运动,呼吁开展平民教育。不久,与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人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平民千字课》,设平民读书处,推行平民教育,幻想“教育救国”。他认为“平民教育”是中国的“希望”,“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说“要把平民教育输入军队里、善堂里、工厂里、监牢里、尼姑庵里、济良所里”。这个时期,他还常常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当时的传统教育,提出自己改革教育的主张。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推行几年之后,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是“到处碰了壁”,如他自己所说,“到了山穷水尽,不得不另找出路”了。当时,他把中国“穷和弱”的原因归根于“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因此,他的出路就是办乡村教育。1926年,他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作为改造乡村教育的纲领。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7年3月,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合力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简称晓庄师范,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

  在办晓庄师范的时候,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颠倒过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还提出“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一系列新颖动人的口号,构成了他的所谓“生活教育”论的主要内容。这套“理论”在晓庄师范的实际运用,如他所说的:“全部课程就是全部生活,我们没有课外的生活,也没有生活外的课。”他引导师生整天忙于烧饭、种田、做工、演戏、说书、开茶馆、当会计、办民校、会朋友、放哨守夜等等,以这类活动作为其教学的全部内容,学生很少认真读书和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晓庄师范的招生广告上写着:“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来。”这些做法,从反对关门读书的传统的旧教育而言,虽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翻版。

  陶行知对晓庄师范师生的政治信仰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学校里有国民党,有国家主义派,也有共产党员。那里的进步势力比较强,学校中的骨干多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1930年5月,晓庄学校师生在共产党员的鼓动和带领下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日本把军舰开入长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件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国民党当局借口学校里有共产党活动,派兵包围并封闭了学校,捕杀师生十余名。陶行知也受到通缉,逃往日本。到1931年春天,才由日本回到上海。经过这次打击,他心情沉痛苦闷,但仍然盼望着晓庄启封,继续他的事业。开始他隐蔽在商务印书馆借译书谋生,后来他的活动又逐渐展开,着手普及科学教育。他提出“科学下嫁运动”的口号,幻想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把科学“下嫁给儿童”、“下嫁给大众”,让下层民众都能享受到现代科学的成果。他创办了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还编辑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等。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郊区创办一种业余学校——山海工学团。参加学习的主要是农民,也有工人,他们接受军事、生产、科学、识字、民权、生育等六项训练。他曾主观设想把“全国的家庭、商店、工厂、学堂、军队、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工学团”,实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的进攻,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界掀起了大规模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陶行知得到共产党友人的帮助,积极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来。他先后参加发起和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提出组织国难教育社,拟定国难教育方案,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从这时起,他开始认识到:“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他的政治思想起了显著的变化。

  1936年7月,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国民党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停止内战,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11月,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时,陶行知恰好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并受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国外访问,免遭逮捕,但却又一次遭到通缉。他在国外访问了欧美二十八个国家,所到之处,揭发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努力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各国人民的同情,动员华侨捐款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