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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1月,在反对旧文学的斗争中,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问题。认为改良文学须从“八事”入手:“一曰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陈词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随后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把“八事”改为“八不”,谓之“八不主义”。又把“八不”总结为4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并把其宗旨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要是文体改革,强调白话文,并且用白话文写作,影响很大。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学校进行重大改革。他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发表《关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批判封建教育宗旨,主张教育应从造成现世幸福出发。任职期间,提出修改教育制度、改革学制、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了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到北大后,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在这一方针指导下,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高一涵、刘半农均被请来任教;同时一些思想十分保守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等也被请来任教。这时的北大,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批青年正在觉醒,努力探索着救国真理。北大一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划时代的 “五四”运动即是在该校首先发动的。
府院之争
1917年初,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展开权力斗争。1916年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北京政府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凭借皖系军阀的力量,拉拢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掌握北京政府的军政实权,与黎元洪明争暗斗。这种争斗,在要不要参加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公开化了。以段为代表的皖系军阀,企图借参战名义取得日本借款,组织参战军,扩大皖系军事力量,推行“武力统一”方针,以消灭异己势力,因而主张对德宣战。黎害怕皖系军阀乘机扩展势力而反对参战主张。4月,段祺瑞在北京组织督军团,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未果,即要求解散国会。恰在这时,报纸揭露段以允许日本训练中国军队和控制兵工厂等为条件,向日本借款一亿日元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黎元洪利用群众的反段情绪,在英美帝国主义以及直系军阀支持下,于1917年5月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职务。段祺瑞愤而去天津,唆使皖系并联络奉系军阀宣布独立,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谋以武力倒黎。
上海钱业公会成立
1917年2月,上海钱庄业资本家的同业组织 在 上海钱业公会成立。朱五楼任会长,秦润卿任副会长(后长期担任会长),订立《同行规则》。“五四”运动时期,领导同业参加罢市,并毅然议决统一鹰洋、龙洋的洋厘行市,打击了帝国主义利用洋厘行市涨落对中国人民压榨的行为。1921年创办《钱业月报》。“五卅”运动时期,再次领导同业罢市。1927年3月,参加发起上海商业联合会,为蒋介石叛变革命提供财政支持。在其存在期间,特别是20年代,带有封建行会的性质。1928年1月,废除董事,改为委员制。 1931年10月,改组为上海钱业同业公会。1943年,又改组为上海特别市钱商业同业公会。1949年12月,该会结束,与银行业、信托业合并改组为金融业同业公会。
孙中山著作《中国存亡问题》出版
1917年2月,孙中山著作《中国存亡问题》出版。年初,对德外交问题成为国内舆论的主题。北京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执不休。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2 月,孙中山口授要点,朱执信执笔,撰成该书,以朱执信名义发行。此书要点是,中国为救亡图存,不应参战;加入协约国的条件可自外交斗争取得,而不必参战; 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国应当友好亲善。其核心就是主张中国保持中立立场。孙中山的主张在国会中得到一些议员的支持。
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
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把文学革命和思想伦理革命联系起来,指出“盘踞于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乃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也须继起。于是他主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上书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认为,欲革新思想、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精神界之文学”。他痛斥“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指出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空泛之门面语而已”。它与八股文选家之“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坚决反对以文学作为宣传封建思想的工具,他希望中国文学界出现一批像欧洲雨果、左拉、狄更斯等那样的文学战士,并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躯”。
北京政府与德国绝交
1917年3月,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唆使中国参加对德战争,以便攫取德国在华的侵略权益并进一步控制中国。把持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头目、国务总理段祺瑞则企图假参战之名,取得日本借款以扩充本系实力,对内推行武力统一,因而力主参战。3月,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但总统黎元洪等亲英美派则为抵制日本和段祺瑞扩张势力而反对参战。4月,段祺瑞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督军来京开会,指使督军团向黎施加压力。6月,段祺瑞又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团,强迫国会通过参战案。结果弄巧成拙,黎元洪乘机下令将段免职,引出张勋复辟丑剧。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把持北京政府,并于8月对德宣战。
川滇军发生冲突
1917年4月下旬,川军与滇军发生军事冲突。1916年8月13日,北京政府任命滇军将领罗佩金为四川督军。这一任命使川军将领刘存厚大为不满。1917年1月,罗与由北京派来四川的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滇、黔军队编为中央军,取得了驻川的合法地位,且饷银优于川军。4月,为了“强滇弱川”,罗又大力缩编川军,引起川军更为不满。4月18日,滇军一部由德阳押送川军第四师所缴步枪1000余支、子弹10万余发来省城,至成都北门外,刘存厚下令开枪射击,滇军当场死10余人,余均被禁闭。滇军另一部从灌县返回成都,经成都通惠门,刘又下令开枪射击,“刘罗”之战在成都正式爆发。这次“刘罗”之战,百姓伤亡3000 多人,财产损失达47万余元,房屋烧毁780户,被抢劫的达1194户。
段祺瑞召开督军团会议
1917年4月,段祺瑞召开督军团会议,以挑动督军团反对黎元洪。中华民国建立后,各省的最高军政长官称为都督,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曾改称将军。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6日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更名为督军。北洋政府的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因争权夺利,在关于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矛盾激化。4月,段为实现假借“参战”之名以扩大本系势力的目的,召集以皖系军阀为骨干的十余省督军到北京开会,指使他们对黎元洪施加压力,并企图利用各省军阀的武力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该集团后成为督军干政的组织,时人称为督军团。
北京公民请愿团滋扰众议院
1917年5月中旬,段祺瑞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滋扰众议院。4月,当段祺瑞再次提出对德参战案时,遭到黎元洪和国会的反对。5月10日,国会开会审议此案。段祺瑞和督军们根本不把议员们看在眼里,效法袁世凯的故伎,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将国会层层包围,要求当日将参战案通过,否则不许议员离开会场。段祺瑞这一暴行激起了议员的愤慨,予以抵制,停议此案。非皖系的内阁阁员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鍾秀、海军总长程璧光等相继辞职。孙中山、章炳麟、唐绍仪等通电反对参战案,并要求惩办滋扰众议院暴徒的主使者。黎元洪得到国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便下令将段祺瑞免职。段随即指使皖系督军宣布所在8省脱离中央,并于6月2日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部,以雷震春为总参谋,实际是一个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组织内公开领袖人物是声名狼藉的军阀倪嗣冲、亲日派曹汝霖、段的亲信徐树铮,日本顾问青木将军也参与其事。这就使北京政府陷入了瘫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