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会议资料 雅尔塔会议对中国的重要影响

时间:2017-09-01 16:37:51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胜利前夕的同盟国

  雅尔塔会议是在德国法西斯临近灭亡、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

  反法西斯同盟国在1943年夺得战略主动权和展开战略反攻以来,至1945年初,在各个战场获得了一系列重大战果。墨索里尼在1943年7月被赶下台,意大利政府于9月3日向盟国投降,并对德宣战。这标志着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开始瓦解。

  在欧洲,苏联红军于1943年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胜利之后,在1944年连续发动十次战略性战役,消灭德军200万人,解放了全部被占领的国土,并进入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德国、匈牙利等国作战。1945年1月份,苏军胜利完成著名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推进至奥得河—尼斯河一线,距离柏林只有60公里。盟国军队于1944年6月6日在法国北部诺曼底实施大规模登陆,开辟了对德战争的第二战场。至1944年底,解放了法国北部领土,进入比利时、荷兰境内,步步向德国边界进逼。1945年初,盟军粉碎希特勒发动的阿登反击战役之后,正准备强渡莱因河、向德国腹地推进。这时,德国统治集团试图与美、英单独媾和,以集中残余力量与苏军死拼到底,甚至企图挑起美、英与苏联之间的冲突,从中渔利。随着战争的胜利进展,美、英与苏联之间在欧洲地区的矛盾和互不信任也日趋明显。

雅尔塔会议对中国的重要影响
雅尔塔会议对中国的重要影响

  在亚洲,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已开始准备全线大反攻。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1943年初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获胜之后,夺得了战略主动权,开始逐步向西北方向推进。1944年夏季,美军占领马里亚纳群岛,打破了日本在太平洋的“防波堤”。日本朝野惊恐,东条内阁被迫于1944年7月17日辞职。1945年初,美军开始进攻日军占领下的菲律宾。日军的抵抗十分顽强,给美国海军造成严重损伤。随之,美军在吕宋岛登陆,并向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推进。但是,美军同日军在西南太平洋进行着激烈的逐岛争夺战。美国当局估计,要彻底打败日本并迫使它无条件投降,美国还得苦战一年半,可能要付出一百万人的伤亡代价。因此,美国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以减轻美军伤亡,缩短对日战争的时间。

  此时,加强三大国之间的互相信赖,协调盟军的战略计划,确定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日期及其条件,安排战后的国际事务和维护战后的世界和平,已成为苏、美、英三大国急待协商解决的重大任务。为了协商共同关心的问题,罗斯福早在1944年7月19日就致函斯大林,希望再次举行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斯大林回信表示,他要亲自指挥红军作战,无法分身,没有立即同意。丘吉尔特别关心欧洲的政治前途,他于1944年10月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欧洲和巴尔干问题。在他启程之前,罗斯福再次致函斯大林,表示美国对世界一切军事和政治问题都很关心。根据他的建议,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丘吉尔与斯大林的会谈。丘吉尔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提议划分英苏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对此,罗斯福甚感不悦。1944年12月,哈里曼大使奉命拜会斯大林,专门询问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及其条件等事项。三大国之间的这类外交活动,为雅尔塔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1944年底,三国一致同意三国首脑再次会晤。1945年2月4日至11日,会议在苏联雅尔塔的前沙皇尼古拉行宫利瓦吉亚宫举行。

雅尔塔会议。前排左起为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雅尔塔会议。前排左起为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处置德国的问题

  关于处置战败的德国,三大国首脑都主张彻底根除法西斯制度,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再次威胁欧洲的安全。在这方面,分歧不大,顺利地达成了相应的协议。在讨论占领和管制德国以及向德国索取战争赔偿时,丘吉尔与斯大林发生了激烈争论,而罗斯福则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

  三国首脑曾同意将战后的德国分割成若干部分。究竟应如何分割,并未作出决定。后来,三国一致同意:一旦纳粹德国被彻底击败并无条件投降,苏、美、英三国军队将首先各自占领德国的一个区域,苏军占领其东部,英军占领西北部,美军占领西南部。将“成立一个中央管制委员会执行互相协调管理控制事业,此委员会由三国占领军的最高司令官组成,总部设在柏林”。柏林将由盟国军队分区共同占领。

  讨论过程中,丘吉尔提出,希望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显然,他从英国传统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出发,要把法国拉在一起,以便战后在欧洲与苏联抗衡,同时又可牵制美国。他在为自己的建议辩解时,冠冕堂皇声称,法国有同德国人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因而对管制德国会有很大帮助。否则,英国可能再次承受德军进攻的全部压力。他主张把英国或者美国占领区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确定区域划给法国,由法军占领,同时邀请法国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

  斯大林洞悉丘吉尔的意图,立刻表示反对。他说,给法国一个占领区,可能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一个先例,也就不能拒绝遭受德国破坏更大的其他欧洲国家提出同样的要求。他指出,法国对战争毫无贡献可言,并且还向敌人敞开了大门。对德管制委员会应由那些坚决抵抗德国并以最大的牺牲赢得胜利的国家来掌握,而法国不属于这类国家。丘吉尔反唇相讥说,每个国家在战争开始时都各有自己的困难,并且犯过错误。他重申,必须准备让法国将来能在德国左边站岗,否则英国可能在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又碰上德国的幽灵。罗斯福认为,让法国人在德国有一个占领区,“这不是一个坏主意”,但“只是出于厚道”斯大林稍作了让步,表示他不反对在英美占领区给法国一个占领区,但不希望法国参与对德管制委员会。丘吉尔和艾登继续为英国的建议辩护,认为若不让法国参加管制委员会,法国是不会同意在英美占领区拥有一个占领区的。

  此后,罗斯福同斯大林私下就此事交换了意见。2月10日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罗斯福声明,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他同意丘吉尔首相的观点。斯大林也说,他没有反对意见了。于是,最后的协议是:分给法国一个德国地区,由法军占领。该地区将从英国和美国占领区中划出,其范围则由英、美同法国政府协商决定。同时,邀请法国政府参加对德国管制委员会。

  在研究德国赔偿问题时,丘吉尔与斯大林又发生争执。苏联在卫国战争中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打算从德国的赔偿中获取尽可能多的补偿。苏联方面主张,应根据“谁对战争胜利贡献大”,“谁遭受的损失多”的原则,来分配德国的赔偿。苏联的实物赔偿方案建议:德国赔偿总额为二百亿美元,其中50%应归苏联所有。为此,战争结束后两年内,将拆迁德国的工厂、机床、铁路车辆等国家财产。同时,在战后十年内,德国必须每年支付实物。苏联认为,应拆迁德国军事工业的100%和重工业的80%,德国用其余20%的重工业,就能够满足国家的经济需要。

  丘吉尔马上进行反驳,他说苏联想从德国得到一百亿美元的数目是异想天开,不应重蹈上次大战后赔款问题上的覆辙。他主张,在决定德国能负担多少赔款才算合理之前,不能确定赔款分配的具体数目。

  罗斯福声称,美国除了没收德国在美国的财产外,不要德国的任何赔偿,也不会象上次战后那样再借钱给德国。他愿意支持苏联对赔偿的任何要求,因为他认为德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应高于苏联人。然而,应该允许德国人活下去,而不至于使他们成为世界的一个负担。他赞成向德国索取最大限度的赔偿,但要以德国人民不受饥饿为限度。

  斯大林与丘吉尔争论不休。最后,三国首脑仅同意: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由苏、美、英三国代表组成的赔偿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并确定,以拆迁德国的重工业和用于军事目的的工业,收取德国每年的产品和使用德国劳工等方式,向德国索取实物赔偿。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应把苏联的方案作为莫斯科赔偿委员会“讨论的基础”。由于丘吉尔坚持自己的意见,关于德国赔偿问题没有达成一致的协议。丘吉尔的真正意图是,战后英国将联合法国和德国,以便共同抗衡苏联的势力,因此不愿过分削弱德国。罗斯福实际上支持英国的立场,但在对日作战方面尚有求于苏联,他并认识到,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苏联是稳定战后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所以说了许多取悦于斯大林的话。

  为了彻底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会议决定:战后的德国必须解除全部武装力量,永远解散德国总参谋部,拆毁一切军事设备,惩办一切战争罪犯。“要扫灭纳粹党、纳粹的法律、组织和制度,从德国人民的公共机关中,从文化生活与经济生活中消除所有一切纳粹的和军国主义的影响”。

  不言而喻,惩办战争罪犯和消灭纳粹势力,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德国人民的。然而,盟国军队对德国的长期分区占领,导致后来德国的分裂,这是违背德国人民的意愿和感情的。

  波兰问题

  在雅尔塔会议上,围绕波兰问题展开了激烈争执。争论的中心是:战后波兰的边界和波兰政府组成问题。

  波兰边界有一段复杂而曲折的演变过程。1918年11月成立波兰共和国,其东部边界并未划定。1919年2月,苏俄政府向波兰政府表示,愿意通过谈判划定两国边界。波兰无视此项建议,于1919年9月出兵占领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又在1920年5月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苏俄红军奋起抗击,于1920年夏季攻克基辅、明斯克、维尔纳和布列斯特,并继续向西推进。波兰向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求援。1920年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照会苏俄政府,建议红军在格罗德诺、雅洛夫卡、布列斯特至喀尔巴阡山一线以东50公里处停止前进,苏波双方停战媾和。寇松提出的这条停战线,史称“寇松线”。8月初,苏波之间举行谈判,苏俄要求波军减到五万人(当时波军有50万人,苏军有80万人),遭波方拒绝。谈判破裂后,红军于8月中旬进抵华沙城下。但在华沙外围,红军失败,波军转入反攻,再次向明斯克方向进逼。1921年3月18日,苏波双方缔结里加和约,在大约东经26度至28度之间正式划定边界线——这条国界线在“寇松线”以东。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出兵占领波兰东部领土。9月28日,苏德签订边界友好条约,在波兰领土上大体沿着“寇松线”划定了边界。苏德战争爆发后,1941年7月,苏联政府宣布1939年苏德边界条约失效,并承认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它一直坚持“苏波边界可大致以所谓寇松线为界”,认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是苏联的版图。

  在雅尔塔会议上,为了防止波兰成为西方国家再次入侵苏联的通道,确保苏联的安全,苏联方面坚持重建后的波兰必须是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关于波兰的边界,苏联主张,其东部边界大体按“寇松线”划分,西边以奥得河及西尼斯河为界。罗斯福说,他倾向于赞同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如果苏联政府在利沃夫市和利沃夫省的油田上作出让步,划归波兰,会有一个有益的结果。丘吉尔声称,即使将利沃夫划给苏联,英国政府也支持以“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当然,如果苏联让出利沃夫,这一宽宏大度的行动一定会受到欢迎和称赞。斯大林说,“寇松线”不是俄国人而是寇松和克列孟梭划定的。如果让出利沃夫,他将无法返回莫斯科,无法向苏联人民交代。所以,对调整边界的建议,他不能表示同意。

雅尔塔会议对中国的重要影响
雅尔塔会议对中国的重要影响

  关于波兰的西部边界,丘吉尔表示,他一直支持波兰边界向西移动,但是不要超过波兰管理能力的范围。如果波兰西部边界移到西尼斯河,将有很多德国人需要迁移。英国政府不会接受一条沿西尼斯河的边界线。罗斯福坦率地说,把波兰的边界移至西尼斯河,其根据是不足的。最后达成的关于波兰界边的协议是:“三国政府的首长认为:波兰的东疆,当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五公里到八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他们觉得关于这些领土让予的范围,当于适当时机征询新波兰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并且觉得关于波兰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

  关于波兰政府的组成是另一个棘手问题。1944年7月,在波兰东部卢布林成立的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于雅尔塔会议前夕,即在1945年1月,改称波兰临时政府,并得到苏联政府的支持。但是,英、美政府一直支持于1939年流亡伦敦的波兰资产阶级政府,而拒不承认卢布林的波兰临时政府。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要求美、英承认波兰临时政府,他同意让波兰流亡政府的若干民主领袖加入临时政府,即以扩大临时政府的基础来处理这个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意见十分接近。他们有意维护西方国家在波兰的影响和波兰资产阶级的利益,认为卢布林临时政府不能代表波兰,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卢布林和伦敦两地的波兰领袖们的新政府。罗斯福具体建议,成立一个由波兰的领袖们组成的总统委员会,该委员会代表波兰的总统权力。然后由这个委员会建立一个由波兰的五个主要政党——工人党、农民党、社会党等的领导人组成的有代表性的新政府。丘吉尔说,卢布林临时政府在绝大部分波兰人民中不受欢迎,组成该政府的那个集团只有一年左右的历史。应当建立一个代表波兰人民的,所有民主党派参加的新政府。斯大林指出,因为没有波兰人参加雅尔塔会议,所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波兰政府是不可能的。莫洛托夫说,最好不要建立总统委员会,而扩大已存在的国民议会和临时政府。斯大林表示,改组临时政府比企图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要好办得多。与其建立一个总统委员会,我们宁可同意扩大波兰临时政府。经过反复争论,只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协议,即波兰临时政说“应该在更广大的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这个新政府应称为波兰全国统一的临时政府”。至于如何进行改组,会议委托苏、美、英三国外长去进行工作,他们“受命以一个委员会的资格,首先在莫斯科与现今临时政府的成员并与波兰国内外其他波兰民主领袖进行会商,以便根据上述方针改组现政府”。

  雅尔塔会议前夕,苏军解放了全部波兰领土,并进入德国境内。苏联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已开始接管国内行政权。在此既成事实面前,美、英在雅尔塔会议上已无能为力。会议之后,尽管英、美方面多次表示异议和反对,波兰问题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政府的意图,由苏联一方会同波兰临时政府解决的。

  苏联对日本作战及其政治条件

  让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是罗斯福出席雅尔塔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美国在太平洋的作战目标是,集中其陆、海、空军事力量,扫除太平洋诸岛的日军,继而进攻日本本土心脏地区。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军队很难击败亚洲大陆上的日本陆军,因而希望苏军承担此项作战任务,配合美军尽快击败日本。在罗斯福看来,日本是俄国的宿敌,苏联迟早要对日本宣战;与其苏联自己出山,不如早日请它出来,把苏军在远东的行动纳入美国进攻日本的总战略计划之中,使苏军在限定的范围内和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条件下,参与远东地区的军事行动。这是符合美国的军事目标和政治利益的。

  1944年12月中旬,斯大林已向哈里曼大使申述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日期和承担的任务。美苏之间大体上已经取得谅解和认可。在雅尔塔的正式会议上没有再讨论这个问题。2月8日下午,罗斯福和哈里曼背着丘吉尔,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一次私下会谈,解决了全部问题。2月10日,莫洛托夫将一份《斯大林元帅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政治条件草案》交给哈里曼,经罗斯福和斯大林略加修饰后,成为协定的正式文本。2月11月,罗斯福和斯大林邀请丘吉尔共同在协定书上签字。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包括以下内容: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为: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鸟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和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根据斯大林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丘吉尔没有参与雅尔塔协定的拟定和讨论,显然受了点冷落。这是因为,当时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势力已是强弩之末,盟国在太平洋进行的对日战争主要依靠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丘吉尔自知英国在远东事务方面的发言权不多。为了保留英国在远东的残存利益,他还是在协定书上签了字。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四大国之一,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战后理应恢复中国的全部主权和权益,但是,雅尔塔协定却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是有损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的。

  雅尔塔协定最后一句规定,“苏联方面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帮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罗斯福的真实意图是以中国权益作为交换条件,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和在政治上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

  联合国组织等问题

  建立战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要求。罗斯福等美国领导人认为,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的增长,美国在战后国际活动中将稳居“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应在战争结束之前,尽早与英、苏等大国达成协议,将新的国际组织建立起来。罗斯福估计,战后的苏联势必成为欧亚大陆的头等军事大国;要筹建国际组织,必须首先取得苏联政府的赞同;而苏联为了在战后争取盟国的援助,以利于恢复经济建设,也是会乐于同美、英保持合作关系的。

  1943年10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了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会议签署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国驻苏大使应邀参加签字),宣布将尽快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同斯大林就此问题又交换了意见。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和9月29日至10月7日,苏、美、英的代表和美、英、中的代表先后在美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草拟了战后国际组织的章程,签署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其中将该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并规定了它的宗旨、原则、会员国的资格和主要机构的职权。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苏联代表主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一切问题上都享有否决权,英、美代表不同意。有关投票程序作为争执问题留了下来。雅尔塔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在2月6日的全体会议上,提出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折衷性方案,把可能提交安理会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常任理事国一致作出决定的,如接纳和中止会员国,采取行动制止对和平的破坏,控制军备等;另一类是“准司法性的”问题。美国方案规定,凡属后一类性质的问题,如果该常任理事国为当事国,则不得参加投票。丘吉尔赞成美国的方案,斯大林表示反对。罗斯福进行了解释:美国的政策在于促进三大国之间的团结一致,而不是损害它。如果大国之间不幸出现分歧,无论采取怎样的投票程序,这件事也会被全世界知道,总是无法避免在联合国大会讨论存在的分歧。第二天斯大林宣布,他深信大国间必要的团结一致已经有了充分的保障,完全接受美国的方案。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规定:(1)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个理事国应有一个投票权;(2)安全理事会关于程序性事项之决议,应以七个理事国的可决票表决之;(3)安全理事会关于其他一切事项之决议,应以七个理事国的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表决之;(4)安理会的某一成员国如果是争端的当事国,则对涉及该争端的一切决议不得投票。关于这一表决程序的具体使用方法,丘吉尔在2月6日下午的会议上曾举例说明:如果中国提出要求归还香港的问题,在讨论解决这个争端的方法时,因中国和英国都是该争端的当事国,所以中、英两国都不得参加投票。但英国是常任理事国,它最后可以行使否决权,来反对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决议。也就是说,一切实质性问题,必须获得全体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才可能作出决定。每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使用否决权。

  苏联方面在会议上提出,希望三个或至少两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应象英联邦自治领那样,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参加该国际组织。丘吉尔想把英帝国各自治领都列入创始会员国,支持苏联的要求。但罗斯福说,美国也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然而美国没有要求合众国的各个州都在联合国组织中得到一个席位。如果大国得到的不止一个表决权,那将与每个成员国享有一个表决权的原则相抵触。鉴于英、苏的强烈要求,最终达成协议,同意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加盟共和国列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它们各有单独的表决权。

  雅尔塔会议还决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是苏联、英国、美国、中国和法国;联合国制宪会议将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届时,美国将代表苏、英、美、中、法五大国向与会国家发出邀请。会议确定,在联合国大会上,一切成员国,无论大国或小国,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可以充分申述自己的意见。但是,安全理事会“担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会议临近尾声时, 2月9日,美国提出一份《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经简短讨论,一致通过。宣言声称,被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他们生活所寄的政府形式——使那些被侵略国强行剥夺了主权和自治政府的各国人民恢复其主权和自治政府”。三大国首脑在宣言中声明:“我们决心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合作,以建立一种在法治下的世界秩序,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安全、自由与普遍幸福。”罗斯福的目的,可能试图以该宣言约束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行动,并制约丘吉尔和斯大林1944年10月关于巴尔干“势力范围”的交易。

  雅尔塔会议上还讨论了南斯拉夫问题,会议决议,建议铁托和舒巴什奇立即实施他们在1944年1月1日达成的协定,尽快成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政府。这个新政府一经成立,就应声明:1、扩大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吸收那些未和敌人合作的战前最后一届议会的议员参加,从而组成一个称为临时议会的机构;2、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通过的立法案应提交宪政大会批准。

  会议还讨论了伊朗及巴尔干等问题,有的作出了相应的协议,有的仅交换了意见。

  雅尔塔会议闭幕时,三大国首脑兴高采烈。会议公报发表后,在全世界赢得了一片喝彩之声。各国政治家和舆论界,包括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或评论,对雅尔塔会议给予极高的评价,把它看作未来世界的“希望”、“光辉前景”或“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等等,这当然是不无道理的。

  在大战后期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对协调同盟国最后的战略计划,加速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巩固大国之间的战时联盟关系和促进战后的和平稳定局面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符合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根本利益和人们渴望已久的和平劳动生活的愿望的。但是,会议未同有关反法西斯同盟国磋商,未经有关国家同意,擅自作出有损其主权和利益的决定,带有明显的大国强权政治的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舆论界围绕苏联在中国和远东地区获取的权益,苏联在联合国的三个席位以及波兰等问题,愈来愈猛烈地批评罗斯福总统。人们指责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让步太多,违背了美国的利益,甚至把雅尔塔会议说成是美国外交的一次失败。实际情况是,面对当时国际局势的现实、苏军的辉煌战果和苏联日益增高的威望,为了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减少美国的损失;为了以有限的让步换取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限制战后苏联在欧洲和世界范围的影响,防范共产主义的扩张,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必须和斯大林保持较好的工作关系。

  丘吉尔从英国利益出发,竭力把法国拉入大国席位。但法国未能参加雅尔塔会议,戴高乐受到冷遇。他本想在罗斯福会后返国途中,与之会上一面,单独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为此向罗斯福发出了邀请。但是,戴高乐看了雅尔塔会议公报,发现关于法国抗击德国的斗争只字未提,十分愤慨,取消了他自己倡议的这次会见,致使罗斯福也很恼火。这是战后美、法关系一度冷淡的原因之一。雅尔塔会议后,法国朝野闷闷不乐,颇有受人摆布之感,对这次会议始终持批评态度。

  雅尔塔会议未能,也不可能根本上消除苏联与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分歧。雅尔塔会议之后,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它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不过,那已不是雅尔塔会议造成的结果了。它们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利害冲突,在新的历史时期,必然以新的形式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