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立过程 戴高乐重新上台与新宪法

2017-09-02 10:19:20 历史事件

  1958年5月,当法国陷入因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而触发的严重危机,面临着军事叛乱和内战威胁的紧急关头,隐退12年之久的夏尔·戴高乐东山再起,担任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戴高乐上台伊始,即着手埋葬第四共和国,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立 戴高乐重新上台与新宪法

  第四共和国的危机

  第五共和国的建立是第四共和国日趋没落的必然结果。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连年进行殖民战争,追随美国扩军备战,不仅使法国财政经济情况日趋恶化,而且国际地位日益下降。1948年,法国接受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次年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自己牢牢地拴在美国的战车上,经济上极大地依赖美国,政治上唯美国马首是瞻,追随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了对付殖民地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维护其殖民体系,法国在1946年开始了反对越南人民的“肮脏战争”。1954年,又发动一场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殖民战争。1956年,伙同英国和以色列发动了因苏伊士运河事件而导致侵略埃及的战争。连年的殖民战争不但未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熊熊烈火,反而给法国带来了接连的失败和严重的危机。摩洛哥和突尼斯于1956年相继宣告独立。由于过份依赖美国,法美之间的矛盾也有所加深,法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加剧了法国国内的各种矛盾,财政日益枯竭,经济经常处于衰弱和不稳的状态。印度支那战争使法国死伤20万人,耗资达3万亿法郎;特别是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法国投入了大量的军事力量,每年要花费7千多亿法郎,从1955至1959年耗资达83亿美元,大量的国家军事订货,使法国经济表现出这样一种不正常的趋势:一方面是工业生产指数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是财政赤字增大,外汇储备减少,物价飞涨,法郎贬值。广大人民群众对第四共和国的失望和不满情绪日益加剧。大规模的罢工,要求停止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时常发生。第四共和国已处于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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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成立的第四共和国基本上承袭了第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由名目繁多、代表着不同政治势力和阶级利益的议会党团组成。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单独掌握议会多数,左右局势。政府往往由几个政见不同、利益各异的政党临时拼凑而成。因而,政府危机频起,导致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在戴高乐重新执政之前,第四共和国先后更换了20届政府,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仅半年左右,其中最短命的罗贝尔·舒曼内阁只有两天。这种局面已经不能适应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法国垄断程度不断提高,垄断资产阶级愈来愈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证其统治地位的稳固和内外政策的连续性,以适应增强经济实力,更好地对付殖民地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这些实非第四共和国体制所能胜任。改革政治体制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

  5·13事件与戴高乐准备东山再起

  1958年5月13日发生在阿尔及尔的“5·13叛乱事件”敲响了第四共和国的丧钟。阿尔及利亚自沦为法国殖民地以来,一直被视为法国本土的延伸,与法国本土有着密切联系。在阿尔及利亚居住着大批的法国移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阿尔及利亚所处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1956年在撒哈拉发现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使法国垄断资本集团特别是石油集团垂涎欲滴。然而,由于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英勇不屈,顽强奋战,法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使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裂,矛盾日趋尖锐。

  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为第四共和国后期政治危机的根源。自1954年11月到1958年4月,短短几年内有6届内阁先后因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1958年4月15日,费利克斯·盖伊阿内阁又由于萨基埃特事件①被推翻,开始了延续4周之久的内阁危机。在这期间,乔治·皮杜尔和勒内·普列文试图组阁,均告失败。5月8日,共和国总统勒内·科蒂召请人民共和党领袖皮埃尔·弗林姆兰组阁。弗林姆兰被认为是阿尔及利亚自由政策的拥护者,他主张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即首先加强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镇压,提高法国的实力地位,然后选择有利时机与之进行谈判,从而取得“肯定法国的胜利”的和平。坚决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强烈反对任何和谈的阿尔及利亚殖民集团和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中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把弗林姆兰的这一政策斥之为“放弃政策”。前驻阿尔及尔部长罗贝尔·拉科斯特公开地表示担心法国正在向外交上的另一个奠边府进军。驻阿尔及利亚部队总司令拉乌尔·萨朗打电报向巴黎的国防部总参谋长保罗·埃利将军报告军队以叛乱反对谈判的可能性,表明了军队已经起来反对政府。因此,议会讨论授权弗林姆兰组阁便成为5·13事件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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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3日下午,正当巴黎的国民议会进行辩论,决定是否授权弗林姆兰组阁时,阿尔及尔10万人游行示威,总督府大楼被袭击和占领。叛乱者成立了以伞兵司令雅克·马絮将军为首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全面负责行政和军事。同日,另一位头目萨朗将军起草了一份致总参谋长埃利将军请转科蒂总统的电报。要求法国成立“坚决捍卫”法国在阿利益的“救国政府”。电文中写道:“现在我们面临着威胁民族团结的严重混乱局面,不冒流血危险,这种局面恐难结束。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的军事当局认为:迫切需要呼吁一位能主持全国大局的人出来组成一个可使阿尔及利亚公众舆论安心的公共安全政府,由这位最高权威人士发出和平的呼吁,重申使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坚定决心,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局势”。翌日凌晨5时,马絮将军公开呼吁戴高乐打破沉默出面组织一个公共安全政府,把阿尔及利亚从外交上的奠边府惨败局面中拯救出来。

  这一切对在科隆贝隐退多年的戴高乐来说,无疑是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事实上, 5·13事件是由多种政治势力包括戴高乐分子在内参与并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一场针对第四共和国的军事政变。除殖民主义集团的极端分子、驻阿尔及利亚军队的将军和通称为“黑脚”(pieds—noirs)的欧洲移民外,另一部分人则是戴高乐于1947年建立、尔后在1953年解散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旧部。这一部分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人数不多,但能量颇大,极力想利用政府困境促成戴高乐东山再起。他们在5·13事件前后推波助澜,通过说服或计谋使其他各派接受让戴高乐上台的主张。戴高乐虽未直接参与其事,但绝非如他自己在《希望回忆录》中所表白的那样“丝毫没有关联”,而是与闻其事的。他与在事件中起重要作用的莱昂·德尔贝克的联系就是例证。德尔贝克从1957年12月到1958年5月往返巴黎与阿尔及尔之间多达27次。当德尔贝克向戴高乐报告,无论在阿尔及利亚及法国本土,无论在穆斯林、移民以及军队中,公众的情绪现在都赞成将军再度出山时,戴高乐向他暗示,一旦召唤到来,他将起来响应。这无异向德尔贝克交底。5·13事件时,另一戴高乐派要员、前驻阿尔及利亚总督雅克·苏斯戴尔也秘密前往阿尔及利亚进行拥戴活动。实际上,面对微妙复杂的形势,戴高乐早已作好再度出山的准备。他施展种种政治手腕,笼络诸方,争取公众舆论,排除阻力,以图合法上台。5月15日上午10时,当萨朗将军在德尔贝克鼓动下,在阿尔及尔喊出“戴高乐万岁”的口号之后4小时,戴高乐终于打破多年的缄默,向报界散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国家的衰落不可避免地使得同法国联合的各族人民疏远起来,使得战斗中的军队发生动乱,使得全国分崩离析,并导致丧失独立。

  法国12年来纠缠于党派政权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它已经被卷进这个灾难性的过程。

  过去,法国在深渊中曾经信任我领导全国获得拯救。

  今天,当法国再度面临考验时,但愿全国知道,我已准备好担负起共和国的权力。”

  为了清除某些人的不安和疑虑,安定人心,争取多数政党支持, 5月19日,戴高乐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支持阿尔及利亚叛乱,表白自己无意“侵害公共自由”,回顾自己过去执政时的政绩,重申自己准备执掌共和国的权力。5月24日,一支从阿尔及利亚出发的伞兵部队未发一枪一弹就在科西嘉岛安然登陆,公共安全委员会在阿雅克修和巴斯提亚掌握了政权,由马赛派驻科西嘉岛恢复秩序的宪兵队被解除武装。据内政部估计,这种入侵将在5月27日、28日夜间在巴黎或其他地方发生。事态加快了戴高乐争取上台的进程。5月26日深夜,他约请弗林姆兰总理在圣克卢故宫主管人费利克斯·布律诺的家里进行秘密会晤。翌日,他在新的公开声明中宣布:“我已经开始了为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政府所必需的正常程序”。5月29日,科蒂总统向议会两院发出咨文,提醒内战威胁的存在,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在把全国团结在他的周围之后毅然拒绝独裁政权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即戴高乐发出呼吁。同时宣布如果议会同意这一提议的话,他本人将辞去总统职务。这是1946年以来共和国总统对全国政治大事进行积极干预的仅有的一次。此举排除了戴高乐上台的最后障碍。爱丽舍宫通过电话把总统咨文内容告诉戴高乐,戴高乐同意应召。晚上7时半左右,戴高乐来到爱丽舍宫,在总统办公室里和科蒂总统很快就达成协议。科蒂总统同意戴高乐的计划,即:授予全权,然后让议会休会,最后由新政府草拟新宪法并交付公民投票表决。接着,由戴高乐对外界宣布俩人所达成的协议和条件。5月30日,戴高乐在科隆贝接见各党派来访者。首先是樊尚·奥里奥尔自告奋勇担任新政府副总理。随后是社会党两位领袖居伊·摩勒和莫里斯·戴克松来访。戴高乐对他们作了两点让步,他承认政府应向议会负责,同意亲自到国民议会去,由此在议会投票中获得了社会党议员中大多数人的支持。5月31日,戴高乐在巴黎拉佩鲁斯饭店召集除共产党外的议会各党派负责人开会,当场阐述他的执政纲领。除弗朗索瓦·密特朗外,所有代表都没有提出反对意见。6月1日上午,戴高乐完成了新政府的组织工作。戴高乐任总理兼国防部长,顾夫·德姆维尔担任外交部长,米歇尔·德勃雷担任司法部长。此外,由安托万·比内负责财政,埃米尔·佩尔蒂埃负责内政。同日下午,戴高乐登上国民议会讲坛,宣读总理候选人的例行声明。他用简短的几句话描绘了国家的衰微和危机,然后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自告奋勇,愿意尝试再一次引导全国、国家和共和国走向得救之道。在经过国家元首提名以后,我必须要求国民议会授权我担负重大的任务。”并指出“如果你们愿意授权成立这个政府的话,它将向你们建议立刻赋予它这些手段。它将要求你们授予全权,以便能够依照环境的要求,在有效率、敏捷和负责任的情况下行动。它将要求你们授予它6个月期限内的全权,希望在这个期限届满时,在国家中已恢复秩序,在阿尔及利亚已重新找到希望,全国重新建立团结。从而使政权机关可以重新正常地行使职能。”戴高乐讲完话后,随即离开议会,由议会按照形式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孟戴斯-弗朗斯和密特朗等人发言表示反对。最后国民议会还是以329票对224票的绝对多数通过授权戴高乐组阁。6月2日、 3日,国民议会又通过3项议案:重新授予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特别权力;授予新政府6个月的特别权力;授予新政府修改宪法并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经参议院同意后,国民议会宣告解散。至此,戴高乐便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东山再起了。

  戴高乐重新上台与新宪法

  戴高乐东山再起,标志着第四共和国实际上的终结。然而,戴高乐重掌政权,决非偶然。法国当时那种岌岌可危的形势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物出现,他既能被认为是共和国的救星和国内和平的维护者,又能被叛乱者所接受。这只有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享有崇高威望的戴高乐能够胜任。此外,戴高乐打出“复兴”、“革新”的旗号,并围绕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日益下降的法国国际地位等问题大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高喊要恢复“法国的伟大”,提出稳定财政经济的诺言,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蛊惑性。因而,戴高乐得以充当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解救危局的一柄利剑再度执政。戴高乐的重新上台排除了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策动军事暴乱的威胁,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更重要的是大权在握,使戴高乐有可能实现他多年来的革新主张。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立 戴高乐重新上台与新宪法

  戴高乐把建立新的政治体制作为自己上台后的当务之急。戴高乐的体制改革集中地体现在他领导制定的第五共和国宪法上。改革的要旨在于扩大总统和行政权力,削弱议会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调整总统、政府和议会的关系,变传统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半总统制的共和国,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戴高乐在12年前,即1946年6月16日在贝叶的讲话中已提出法国需要一部什么样的宪法。这次讲话为第五共和国宪法提供了基本思想。由于时间紧迫,司法部长德勃雷从最高行政法院抽调出一批年轻骨干组成一个班子,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工作,按照戴高乐贝叶讲话精神的骨架上增肌添肉,拟订了宪法草案,并交付戴高乐和他指定的部长首先进行审查。然后,戴高乐依照议会在6月2日通过的责成他完成其事的议案办法行事,立即设立一个由39人组成的宪法咨询委员会进行咨询活动。在保罗·雷诺主持下,宪法咨询委员会于8月上半月进行审议。该委员会对草案作了一些修改,但对其基本内容并没有作什么改动。随后,最高行政法院也对草案进行了一次讨论。9月3日,政府最后正式通过宪法草案。 9月4日,戴高乐在巴黎共和广场向全国公民提出这个草案。他在讲话中解释了宪法草案的精神和内容,呼吁人民批准这一草案。这一天的时间和地点都是在著名作家、当时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启示下选择的,9月28日,举行公民投票进行表决。尽管共产党和社会党中左翼的一些人极力反对,但投票表决的结果大大超过了甚至最乐观的戴高乐分子的估计。弃权票是1936年人民阵线选举以来最少的一次,只占15.1%,投票赞成的人占压倒多数,占79.25%。

  第五共和国宪法的特点,首先是扩大总统权力,它赋予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和共同体总统的权力。总统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命其他部长,签署法令,批准国际条约,可以无须内阁连署,单独采取某些重要的行动,如解散国民议会、提交公民投票,特别是还可以援引第16条,即“当共和国制度、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际义务的履行受到严重和急迫的威胁,宪法公共权威的正常发挥被中断,总统有权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各种措施。”这就使法国总统权力骤然膨胀,这在法国史上是少有的。

  新宪法对政府的权力加以明确规定,政府成员(包括总理)均由共和国总统任免。“政府成员不得同时担任议员职务”。议员一旦被任命为部长就得辞去议员职务。此举使政府的实际结构非议员化,或至少部分地非议员化。政府得以摆脱议会党派的控制,提高政府对议会的权力。新宪法规定政府成员不受议会党派利益的羁绊,改变了只有议员才能直接进入政府任职的陈规,有利于从议员之外挑选部长,而且有可能改善政府本身的素质,提高其效率。

  新宪法对议会的权力与作用作了某些相应的限制。虽然名义上议会仍拥有立法监督之权,但有许多立法要受总统、政府和宪法委员会的限制。新宪法规定所有法律均须经议会通过,但在实际工作中总统有权越过议会把议案提交公民表决,议会因立法或监督政府的某些事项而影响政府权力时,政府可以阻碍投票,使法案无法通过。当议会讨论某些法案时,如有必要政府部长可以出席发言。出现意见分歧,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或使议会无限期休会。在议事程序中,取消了议员对政府的质询,并对弹劾和信任投票规定了一项相当独特的程序。这样,遂使议会和政府在权力关系上互易其位。过去是议会监督政府,现在许多方面是政府制约着议会。新宪法对议会两院的关系也作了调整。第四共和国时,参议院的地位大大低于国民议会。新宪法适当提高了参议院的权力与地位。两院享有几乎同等的立法权,当总统未能行使其职务时,不再由国民议会议长代理,而改由参议院议长代理。这样,使议会两院保持平衡,互相制肘。总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使总统拥有广泛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以及内阁成员任命权。总统还具有撇开议会而行使的“非常权力”,这样议会的权力便缩小了。通过这部宪法,使法国从议会制共和国演变为半总统制的共和国。

  新宪法草案在9月经过公民投票通过,10月5日,第五共和国宪法正式公布。戴高乐赢得了实际上是对他个人的公民投票以后,面临着入主爱丽舍宫必须要走的最后一段路程。然而当他们因戴高乐的再度出山而踌躇满志、得意洋洋的时候,戴高乐派还缺少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治党派。这个党派可以使他们得到权力,并提供一个不是妨碍而是执行戴高乐旨意的议会机器。所以,在全民表决后,苏斯戴尔立即邀请3个戴派小组:社会共和党、法国复兴联盟和共和协会的领导人到他的办公室商量联合事宜。在这3个派别组成的联盟以及后来的3派合并的基础上,于10月1日建立了新共和联盟。这个曾经多次易名的组织后来成为第五共和国占统治地位的党。由于大选在即,新共和联盟非常迅速地在各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当时,因为决定采用何种选举制度将会深刻地影响国民议会的成分,所以在政府内部,对新的选举法条款的辩论异常激烈。最后,在戴高乐的干涉下,以减少政党的影响,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为名,决定废弃过去的比例代表制,直截了当地采用“单记名多数二轮投票制”的选举法。11月23日举行议会选举的第1轮投票,结果465名候选人中,只有39人当选。正如戴高乐所期望的那样,大量的左翼选票在共产党和社会党候选人之间分摊了。因此,第2轮投票转而大大有利于戴高乐。新共和联盟获得了26%的有效选票(在第1轮中只获得18%),居于温和派(24%)、共产党(21%)之前。共产党成了新选举制度的牺牲品,他们虽获得21%的选票,却只有2%的席位。而新共和联盟的席位却比按比例代表制可获得的席位多了一倍。在法国本土的465个席位中,新共和联盟获得198席,组成一个相当扎实和坚定的核心。温和派获得133席,社会党获得44席,共产党只获得10席。上届议会的议员在新议会中只剩下133名,这一数字大大低于传统的标准。各个政党的许多领袖被击败,其中包括达拉第、盂戴斯-弗朗斯和埃德加·富尔等人。大批新人进入议会,使议会面貌一新。作为这一深刻改革的显著标志,12月9日雅克·沙邦—戴尔马被选为本届国民议会的议长。12月21日举行总统选举。根据新宪法第6条,由国民议会议员、参议院议员、省参议员、市长和许多市参议员组成的选举团选举国家元首。戴高乐获得约8万张选票中的62,394票,击败共产党候选人阿尔贝·夏特莱,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1959年1月8日,新总统前往爱丽舍宫就职。前总统科蒂用这样的话迎接他:“第一个法国人现在变成了法国第一人”。随后,两位总统肩并肩地乘坐总统专车前往凯旋门,按照传统向无名英雄墓致敬。次日,新总统任命前司法部长德勃雷为第五共和国的第一届政府总理。新体制开始在法国付诸实施。

  新体制下的第五共和国

  1959年1月正式付诸实话的第五共和国体制标志着法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的政治格局、社会经济生活、国际地位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第五共和国改变了第四共和国12年来那种软弱无力、政局动荡不定、政府更迭频繁的局面。从1959年以来,政府尽管时有改组和变动,但总理人次更换不多,政治体制较为稳固。继戴高乐之后的几任总统基本上都承袭了戴高乐开创的这一政治体制。政策的连续性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其次,由于新体制相对稳定,保证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加强和政府对经济干预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增加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经济计划的实施、社会福利的干预和调节,有利于提高对外竞争能力。新政府运用国家权力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通过财政改革(包括紧缩开支、增加税收、发行新法郎)以及国家投资、采购、补贴等措施,首先改善了上台时所面临的恶劣的经济状况。继而充分利用60年代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有利形势,推进法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总值在50年代每年平均增长4.8%,60年代达5.7%,黄金储备由1958年的10亿美元增加到1967年的61亿美元,1960年法国试验成功了原子弹,法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4经济大国。再次,新体制保证了戴高乐推行其独立的外交政策。他全力以赴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力争法国的大国地位。为此,法国建立了独立的核力量,脱离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撤除美国在法国的驻军和基地,反霸抗美,鼓吹“欧洲人的欧洲”,建立巴黎一波恩轴心联合西欧,团结好第三世界,使法国摘掉了“欧洲病夫”的帽子,提高了国际地位。

  戴高乐上台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戴高乐认为,不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的一切就无从谈起,他从现实出发,改变了本人过去所持的殖民主义立场,主张经过谈判,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和自决,与此同时,设法保持法国在那里的利益。1960年6月,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开始谈判。极端的殖民主义分子反对戴高乐的政策。萨朗等人在1961年4月再次发动叛乱。戴高乐下令镇压了叛乱。1962年3月18日,两国达成埃维昂协议。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又在阿尔及利亚获得开采石油、使用军事基地等权利。

  戴高乐第五共和国体制改革,其实质是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加强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新体制具有两重性,它虽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暂时缓和了某些矛盾,消除了危机,稳定了政局,但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新体制加强了本已高度集中的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必然招致另外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端。总统权力过大,独断专行,限制和侵害了资产阶级民主,势必引起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新的矛盾和冲突。此外,戴高乐加速资本集中的种种经济措施使垄断兼并的进程加快,规模增大。大批企业和大片耕地的合并使广大中间阶层、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面临着破产的威胁,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最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矛盾。戴高乐在某些方面能顺应历史潮流,作出了与民族利益相一致的事件,但又视进步势力如邪恶,推行新殖民主义,处处表现出他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和愿望的忠实代表者。戴高乐新体制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局限性。

  注释

  ① 萨基埃特是临近阿尔及利亚边界的一个突尼斯村庄。1958年2月8日,法国空军为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边界地区的活动,轰炸该村,造成巨大伤亡。突尼斯总统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法国被迫接受英美的“调停”。

  参考文献

  1.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2.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

  3. 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法国政治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年版

  4. 布赖恩·克罗译:《戴高乐传》,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5. 皮埃尔·维昂松-蓬泰:《戴高乐的共和国史》(Pierre Viansson-Ponte, Histoire de la Republiqe gaullienne),巴黎,1970年版

  6. 皮埃尔·阿弗里尔:《第五共和国政治制度》(Pierre·Arril,LeRegime Politigue de la Ve Republigue),巴黎,1979年版

  7. 让-雅克·谢瓦里埃:《法国政治制度与政体史》(Jean-JacguesChevallier,Historie des Institutions et des Regimes Politiguesde la France),巴黎,1981年版

  8. 让·拉库蒂尔:《戴高乐》(Jean Lacouture, De Gaulle),巴黎,1969年版

  9. 多萝西·皮克尔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Dorothy Pickles,The Fifth Frech Republic),纽约,196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