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家杜威简介教育思想观点 杜威来华

时间:2017-12-10 10:42:52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1919年4月底,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来华讲学,是中国文化学术界的一大盛事。杜威(1859——1952)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实验主义哲学大师,出身平民,曾执教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其教育哲学思想在全世界颇有影响。

  杜威来华,是受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行知学会等的邀请。中国学界对新思潮的渴望和开放的心态,留美归国学生在教育界的势力及影响,是中国学术界邀请杜威来华的主因。杜威来华前后,蒋梦麟主持的《新教育》杂志、胡适编辑的《新青年》杂志,都出版过介绍杜威及其思想的专号。1919年4月30日,杜威携妻子、次女到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到码头迎接,住入沧州别墅。

约翰·杜威对世界教育的影响

  5月2日,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介绍杜威及其学说,约上千名听众听了胡适的演说。他将杜威的学说分为三种:方法论、真理论、实在论。胡适将其方法论归结为“不重空泛的议论,不慕好听的名词,注意真正的事实,采求试验的效果”,并将其运用到事物、意思、信仰上。胡适以“真理都是工具”来概括其真理论,称真理的作用就是做媒摆渡。其实在论认为,世界是人造的,各人的生活经验愈增加,世界的范围愈扩大。

  杜威在南方驻留近一个月。5月3、 4日,杜威在上海江苏教育会发表题为《平民主义,平民主义的教育,平民教育主义的方法》演说,由蒋梦麟做翻译。上千名听众参加。5月5日,杜威夫妇由蒋梦麟陪同离开上海赴杭州。5月7日,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讲演《平民教育之真谛》。5月18日到26日,在南京高等师范发表演说,由陶行知等做翻译。在上海期间,杜威曾同孙中山共进晚餐。两人彼此敬慕,讨论哲学问题。在知、行关系中,两人都强调人的能动作用。

  6月初,杜威夫妇到达北京。杜威在北京的首场演讲是《美国民治的发展》,于6月8日、10日、12日分三次讲完。第一次讲绪论,美国的新文明在于民治。民治可分四种,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经济的。第二次讲美国民治的个人方面,“美国的个人主义乃在人人能自立,就是人人有独立的思想,有自由的行动”;“普通教育为民治主义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三次讲美国民治的社会方面。“民治主义不但要个人发展,而要顾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美国社会以交通的发达,广义的国家主义,个人自由意志发展的团体盛行而发展成民治的社会①。

  杜威到达北京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期。6月8日晚,美国公使款待杜威,来宾有中外名人三百多人。杜威风趣地说:“余此次来京,恰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我多讲演了。”②虽然在罢课及暑假期,杜威仍作了两次演说。6月17日在北京美术学校讲《现代教育的趋势》,由胡适口译,康白情笔录,分三次讲完。杜威提倡:“从前的教育视学生为被动的教材,如今却把教育的本身当做发展个人本能的工具了。”“教育不过是引导训练和发展个人的本能以应社会的需要的手段罢了。”③8月15日,在北京新学会讲《学问的新问题》。7月下旬,女儿Lucy完成学业到北京与杜威夫妇团聚。

  9月20日,杜威作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开始讲学,开始了他在北京的五个大型系列讲座。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杜威首开的第一个大型系列讲座,由国立北京大学、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主办,从9月20日开讲,每星期六下午四点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胡适翻译,毋忘、伏庐、高一涵等记录,分16次讲演,中间略有停顿,次年3月6日讲完。他在绪论中讲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性质、范围、作用、评判的标准后,提出三大组实际问题:政治法律、知识思想界、社会生计即经济。

  在总论中,杜威提出:“一切社会政治学说的起源都在社会政治纷扰不安的时候。”“社会政治所以纷扰不安的原因起于偏重一种人群的利益兴趣,把别种人群的利益与兴趣都压下去。”由此产生冲突,旧式的哲学把这种冲突看成是社会和个人的冲突,而趋于两个极端,一是激进的,对社会下总攻击,一是保守的,对社会下总辩护。杜威所主张的是“第三者的哲学”。这第三者哲学,不是总攻击,也不是总辩护,是要进步,是零零碎碎的进步,而不是社会根本改造。他指出:“人类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可以解决的。人类的责任就是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出某种解决的方法,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④

  杜威首先讲了社会政治哲学中的经济问题。“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大危险,莫过于看不起经济的生活。以为这是无往而不在、最下贱而不高尚的东西,不值得哲学家的研究。”他提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社会文明的程度,与生计的程度成正比。”分工的经济生活可以使人的天才格外发展,也使社会各部分互相帮助与依靠。经济中的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是“警察的哲学”,社会主义是“抗议的哲学”。讲政治的时候,他讲了国家、政府、法律、权利义务,法律是其中的中心问题。他谈到社会用法律支配的重要性,政治的民治的历史,“就是逐渐把人民公共意志的政治,代替少数人发号施令的政治”。杜威还谈论了国际政治、民族主义、国民外交等。演讲到思想问题时,杜威认为,“凡是靠得住的文明,一定有很可靠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有系统的思想信仰”。“一切社会的重要变迁或改革,一定与思想的变迁改革同时来的。”“人类总离不了两种势力,一是物质的环境的势力,一是思想的心理的势力。”⑤他强调变迁的时代不应压制思想自由,思想统一是长期的趋势,不能强求。

  《教育哲学》系由北京大学、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四个团体邀请而讲,9月21日在西单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开讲,以后每星期日上午九时举行,分16次,于次年2月22日讲完。在讲演中,杜威提出:教育分三大部分,社会是教育的目的,学校和学科是中间过渡的桥梁,儿童的生活和本能是教育的起点。他强调“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因为学校是造成新的社会去掉旧弊向新的方面发展,含有不曾发现的能力,预备儿童替社会做事的一大工具”⑥。他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以及科学对教育的影响。在结束时杜威谈到“脑子背后时时有一个学生运动的影子”,“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要对于大群,对于国家”⑦。最后一次讲演完毕时,由梁伯强致辞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