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简介 邓演达和宋庆龄是什么关系 蒋介石为什么要害邓演达

时间:2017-12-17 09:28:10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第三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邓演达是它的创始人。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鹿颈村。祖辈务农。父邓镜仁,光绪年间考取秀才,热心教育事业,曾游历日本,具有新思想;母叶氏是一位慈祥勤劳的农家妇女。

邓演达简介 邓演达是宋庆龄的情夫 蒋介石为什么要害邓演达

  邓演达14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同盟会的赵声、邓铿都在这所学校。在校期间,邓演达秘密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秋参加辛亥革命,曾随广东北伐军北伐。1912年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1913年“二次革命”过程中,邓演达任北伐军兵站总监部卫队营第三连连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回乡。1914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两年后以优等生资格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1919年2月毕业,被派到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任见习教官。1920年应邓铿之邀南下漳州,在孙中山的援闽粤军中任宪兵营长,从此走上了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道路。

  1920年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邓铿奉孙中山之命组建粤军第一师,邓演达任师部参谋,兼任工兵营长。1922年,邓演达率工兵营追随孙中山北伐,反对陈炯明的叛变行为,坚决拥护孙中山。1923年,他加入讨伐陈炯明行列,率工兵营为先锋,于1月25日占领广州。孙中山再次回广东,组织了陆海军大元帅府后曾提出邓演达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邓演达坚辞不受,举荐陈铭枢,自任由工兵营扩编而成的第三团团长。粤军第一师是邓铿组建起来的,邓铿死后,邓演达实际是第一师的中坚。在一年的时间里,邓演达受孙中山之命东征西讨,在捍卫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4年2月,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黄埔军校的工作。

  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使邓演达步入革命的政治之路,逐渐成长为杰出的革命政治家。黄埔军校由孙中山自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下设政治、教练、教授三个部及军需、军医、管理三个处,另设政治总教官和军事总教官各一人。政治总教官初为戴季陶,后为邵元冲,再后由周恩来担任。军事总教官为何应钦。孙中山曾委任邓演达为教练部主任,邓演达推荐李济深,自己任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邓演达负责教学计划的制定,特别重视政治教育,规定政治课与军事课并重。政治课设置了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科目,有力地保证了学生的革命政治方向。邓演达担任学生总队长,住在军校,与学生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朝夕相处,事事以身作则,对学生的影响特别大,得到军校广大学生的敬佩和爱戴。这与蒋介石视军校为私人领地的意图发生了冲突,遭到蒋介石的排挤。1924年8月辞职转赴上海。1925年春赴德国学习。早在保定军校时他就学会了德文,到柏林后他直接阅读德文本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书籍,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著作。当时朱德、章伯钧、高语罕等共产党人都在柏林,他们聚集到一起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德国的学习使邓演达的认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认识到帝国主义政府反对中国革命、广大民众支持中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问题。1925年初冬,他由柏林起程绕道莫斯科回国,出席了1925年1月1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他与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站在一起,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2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改组筹备委员,军校教育长。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邓演达劝蒋介石以大局为重,停止军事行动,要和进步的力量站在一起,为蒋介石所嫉恨。4月2日他又对蒋介石说: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近于反革命。更为蒋所不满,遭蒋软禁。不久被调离军校,任第一军党代表兼潮州军分校教育长。

  北伐在即,1926年6月,在国民党中政会第154次会议上,邓演达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筹备北伐。1926年7月下旬,率政治部工作人员出发北伐。北伐军攻克湖北后,邓演达受命担任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北伐军总司令部汉口行营主任等职务,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邓演达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部长,并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身兼五职,成为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也成了国民党左派的重要领袖。

  邓演达在北伐过程中坚决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的迁都之争中,与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置于他个人控制之下的阴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初,又与宋庆龄、何香凝、徐谦等人发起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提高党权的运动。邓演达了解蒋介石的底细,处处防范蒋介石的叛变行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邓演达力主东征讨伐。到1927年五六月份,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之流的反共面目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革命陷入危机。邓演达一方面对汪精卫的右倾政策进行斗争,一方面抱着希望规劝汪精卫:要经得住革命的考验,依靠群众的力量,不要依靠军阀。汪精卫丝毫听不进去。为了挽救革命,他做了两个尝试,一是做张发奎的工作,张发奎是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军队中有许多共产党员,战斗力很强,邓演达劝张发奎坚持三大政策,张不表态,最后倒向了汪精卫。二是撇开汪精卫,与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等人协商,打算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核心,组织新党,由于形势变化太快,加上一些人的反对,也没能实现。邓演达痛感中山先生的革命任务又一次失败了,6月10日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后,决心出走。临行前留下《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信,痛心地指出:“现在正在进行北伐黑暗的奉天军阀及东征蒋逆介石的封建背叛者工作当中,我们的中央各同志也发生了不幸的变动。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工农利益的,现在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他认为讨伐蒋介石如果不讨伐他的纲领,不讨伐他的反革命的封建行动而只着眼于私人关系,其结果只有循环不已的私人军阀争斗;党如果不决定而且承认农工政策及有决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则党的革命意义就会完全消失,“结果难免第二次辛亥年的失败”。最后他表示“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我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①。当天他化装成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离开武汉,沿平汉铁路步行到郑州,西出潼关后转往西安的路上,赶上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汽车队,经榆林,穿沙漠,越西伯利亚,于8月15日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期间,他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罪恶,大部分上层分子先后背叛革命,与反革命相勾结,反口相噬。只有建立革命的、代表工农利益的、能战斗的指挥机构,来代替反动的领导机构,才能继续革命的事业”②。稍后,宋庆龄和陈友仁也到了莫斯科,邓演达与他们多次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中断,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构,承担起领导革命的责任。本此精神,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