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胡汉民的约法之争 蒋介石和胡汉民约法意见为什么不统一

时间:2017-12-18 10:35:07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中原大战一结束,国民党内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在要不要约法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接近尾声,阎冯败势已定,蒋介石乃于10月3日,从军事前线兰封给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发了一封电报,建议“提前召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①。蒋介石此时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明显的意图有三点:其一,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乘军事胜利之机,召集国民会议,把军事上的胜利转化为政治上的成果,以加强自己的权力,巩固统治地位。其二,剥夺反对者的口实。桂系、晋阎、冯玉祥和改组派的汪、陈等人,每每以蒋介石独裁作为反蒋的借口,颇具号召力。尤其是北平“扩大会议”,宣布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嘱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影响很大。蒋介石提出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就可以把反对者高举的大旗夺过来,使反对者无所依据。其三,收揽民心,不仅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呼吁制定约法,国民党外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掀起了声势很大的“制宪运动”。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提出:“第一件事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一部训政时期约法。”②在“人权派”的宣传下,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报刊杂志均著文主张制定约法。有鉴于此,蒋介石在电报中摆出了总理信徒和还政于民的姿态,宣称:“速开国民会议,尤为总理遗嘱所明示”,“讨逆军事结束之际,谋副全国人民之期望”,“征询全国国民之公意,准备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使国民共同负责,以建设我三民主义之国家。”③

蒋介石与胡汉民的约法之争 蒋介石和胡汉民约法意见为什么不统一

  胡汉民对蒋介石的主张不以为然。胡汉民是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被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排挤出国的,1926年回到上海闭门立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数要职。宁、汉、沪合流后,1928年初,胡汉民、孙科相偕出国。1928年9月3日回国,与蒋介石二次结盟。蒋胡结盟后,胡汉民抱着帮助蒋介石做中国的凯末尔的思想,把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付诸实践,筹组了五院制国民政府。五院制政府的运作模式是:在国民党中央统辖之下,组成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分别执行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权,五院互不统属。国民政府设主席1人,委员12至16人,委员兼任五院的正副院长。国民政府主席和委员组成国务会议,负责处理国务,调解五院间的关系。国民政府主席担任国务会议的主席,其公布法律、发布命令,要经国务会议的议定,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长署名。国民政府统辖海陆空军;国民政府主席的职权是:一、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宾,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二、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三、主持国务会议。胡汉民的用意是不使权力集中在国民政府主席或行政院长手里,而是要分权共掌,使国府主席与各院院长的权力相等,胡只取其一。胡汉民特别强调中国国民党中央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利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限制军人专政。胡汉民考虑到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资历,一定会成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常委之一,这样他就可以利用担任中央执委常委和一部分行政职务的条件,发展自己的势力,发挥自己的影响,以法制的力量约束枪杆子,防止蒋介石做袁世凯。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国民政府委员名单,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继续掌握军权;胡汉民任立法院长,也实现了自己的意图。1929年3月,胡汉民又协助蒋介石包办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贯彻他的“训政保姆论”思想,追认了1928年10月3日第172次“中常会”通过的《训政纲领》,作为国民政府施政的合法依据。《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执行政权的常设机构;国民政府执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指导监督。“三全大会”推选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孙科、谭延闿、丁惟汾七人为“中政会”委员,蒋介石为主席,“中政会”由七人轮流主持。胡汉民认为轮流主持的办法能防止个人独裁。

  这一时期,蒋介石需要胡汉民的政治威望来对付反蒋派,胡汉民需要蒋介石的实力支持,为蒋胡合作的蜜月时期。胡汉民帮助蒋介石召开了“编遣会议”;在蒋桂战争中,分化广东地方军阀,打败了桂系;挫败了冯玉祥;消灭了唐生智的军事力量;在中原大战中,打垮了阎、冯、桂联军及其政治上的同盟——扩大会议。蒋介石在前方主持军事,胡汉民坐镇南京,早上4时半起床,晚上10时或11时始就寝,可谓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对蒋介石战胜反蒋各派起了重大作用。

  蒋胡在约法问题上的分歧,早在1928年8月的二届五中全会上即开始了。于右任总结说:“自北伐成功后,国民会议与约法之声即起,中央亦曾数次讨论,至二届五中全会后,其声寂然,去年(1930年)大战后国民会议与约法之声,由人民及中央又为提起,至三届四中全会后声亦寂然。”④1928年8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二届五中全会时,胡汉民尚在国外。在二届五中全会上,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王世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及南京特别市党部,分别提出请制定约法的提案。王世杰的提案要求:一、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数人、专家数人,组成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责令其于一定期限内,拟出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草案;二、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规定下列内容:人民的权利义务,中央政府的组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三、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国民政府公布。上述提案,经二届五中全会审查委员会讨论,最后全体会议议决: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胡汉民得知二届五中全会关于约法的决议后,立即提出异议,认为有背总理遗教。由于胡汉民的坚持,蒋介石等人做了让步,二届五中全会后,制定约法问题被搁置。

  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占了上风。3月21日,“三全大会”通过了《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议案,“确定总理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依总理遗教为依归”。该议决案还对孙中山有关约法的态度作了解释,认为:辛亥以前,总理的革命方略中有于敌兵驱除、战争停止之日,立即颁布约法的规定,但这并不等于全国根本大法。民国元年,“总理未暇及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制定,临时遂同意于约法之颁布”,然而其内容“实不惬总理之本意”。“迨本党在广州开创政府之时,总理先后著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诸要典,乃不复以约法为言。盖其意以为关于一切建国之最高理论的原则,已详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诸书;关于具体的根本大法,则已散见于民权初步,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及实业计划;且更总括的结晶以成建国大纲。”⑤以孙中山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蒋介石无法反对,再加上连续不断的与反蒋派之间战争,蒋介石也无法顾及约法问题,这就是“二届五中全会”后约法之声寂然的原因,是蒋介石对胡汉民让步的原因。

  中原大战结束后,国内的实力派除了东北的张学良以外,次第削平,蒋介石已无后顾之忧,于是将自己的主张重新提出。除了电呈南京中央党部之外,还通电各报馆,公开自己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主张,寻求舆论支持,压服胡汉民。

  国民党中央党部10月4日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没有披露,但是上海的报纸10月6日接到电报后,于10月7日全文登出。10月8日,南京的报纸始全文刊出蒋介石电报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