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爱国事迹 海外华侨心系祖国的事例[第2页]

　　常月捐。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采取临时性募捐的方式，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许多侨团及其侨领感到抗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逐步将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源源不断地向祖国捐输战费，解除伤兵难民的痛苦。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劝募长期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援这长期抗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众都来认月捐，斟酌自己经济的情形，节省一切不必要的消耗，尽可能的救灾救国，让政府能专心去应付抗战。抗战一日不停，我们的月捐也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到解放为止”。②1938年5月3日，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制定了内容具体、详细且合乎华侨社会各阶层实际的《常月捐简则》，依据财力将常月捐划分为十三等，规定优等无限，一等500元，二等400元，三等300元，四等200元，五等150元，六等100元，七等75元，八等50元，九等30元，十等20元，十一等10元，十二等5元。此外，凡华侨经营之产业，就其物产抽取货物捐，每担百分之若干，每月可得150万元以上。③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月捐办法分为十一等：优等无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④。大体上，新马地区政府职员、教师、店员和人力车夫等阶层侨胞常月捐为月薪的10%，厂主、店主、小商贩等一般为货物捐;前者捐献现金，后者以货代赈。菲律宾华侨店员、职工及自由职业者常月捐至少为月薪12%;荷印华侨店员月捐数额大都为5%—10%;美国、古巴、巴拿马、加拿大等美洲侨胞抗日团体大抵规定凡18岁以上华人每月以捐3—5美金以上;欧洲各国华侨月捐大约占月薪的10%—20%。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侨胞按月缴纳抗日捐，美国华侨提出了“逃避义捐，非我族类;捐而不力，不算爱国”的响亮口号，全美各地救国会还制定了捐款奖罚条例及专门机构。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地，凡抗捐者都要被当地救国会组织强行捆绑、游街示众，实施惩戒。但华侨抗捐者只属极少数。据统计，太平洋战争前，海外侨胞月捐1350万元法币。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734万元法币。美国华侨月捐人平均数居冠，每人大约为50.6美金，旧金山侨胞在抗战头两年每人月捐总额平均则达到110美金(折合当时法币1500元)。

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的爱国事迹 海外华侨心系祖国的事例

　　特别捐(包括献金)是华侨普遍采取的另一种重要义捐形式。特别捐种类繁多，筹募方法多种多样，或劝募，或摊派，或举行游艺、球赛、义演、义卖，或发行奖券等募捐专项用款。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开展航空特别捐活动，筹募美金六百三十余万元。1938年12月至1940年4月，以夏之秋为团长的武汉合唱团赴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募集抗战资金，得到南侨总会及各地筹赈会和侨胞的大力支持，广大侨胞不仅踊跃购票，而且为剧情所感染，多次出现即席献金的感人场面。据统计，武汉合唱团在马来亚演出480天，售票及募集现金国币1150万元，平均每个华侨捐款5.45元。⑤“献金”与特别捐类似，主要有纪念日节日献金、节约献金、庆功献金等形式。“节日献金”有元旦献金、春节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国耻纪念日”献金、“双十节”献金等。献金种类包括可变现金的金银手饰、器皿、纸币、银圆、银行支票、金圆等。从1939年至1941年南洋华侨的献金运动从未间断过。之后，献金运动成为美洲等地华侨捐资助战的重要形式。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在一日之内献金三万余美元。1941年8月14日，荷印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国航空节，一日募捐国币六百三十余万元。各地华侨团体为挖掘华侨捐输潜力，巧立名目，动员华侨开展节约献金运动，倡行“结婚献金”、“丧葬献金”、“做寿献金”、“生子献金”等。如菲律宾侨胞吴清河、薛素丽夫妇婚事从简，节省费用3000元捐助抗战;暹罗华侨曾福顺捐其爱女婚宴贺费5000元;马来亚华侨李桂寿辰献金5万元;荷印泗水华侨吴金箴母亲寿辰献金1万元，等等。“庆功献金”也相当活跃，每当中国军队作战胜利，广大侨胞无不趁机筹款犒劳。1941年，国军取得“长沙大捷”，美国侨领李国钦慨捐50万元祝捷，华盛顿侨胞筹捐犒奖金1859美元，纽约侨胞献金35万元。据统计，南侨总会从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共向国民政府捐款达4亿元国币⑥。美国华侨在八年抗战期间捐款美金2500万元，以旧金山华侨最多，约为500万美元;纽约华侨次之，约为329万美元;芝加哥则为240余万美元⑦。加拿大华侨捐献500万美元，墨西哥200万美元，古巴240万美元，秘鲁104万余美元⑧。总计美洲华侨战时捐款达3800万美元，约值国币53412万元(以1940年汇率计)。非洲华侨在整个抗战期间捐款达70万英镑之上，澳洲华侨从抗战爆发至1939年底捐国币146万余元，欧洲华侨到欧战爆发前后捐款总数大约为25万元国币。这些统计数据由于当时办理侨捐的情况较为复杂，存在诸如多报少捐，只报未捐等问题以及统计中的混乱无序现象，很难说是完整或准确。但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的捐助是竭尽了全力。

　　购买公债是华侨输财助战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有别于一般投资行为，具有特殊的意义。沪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为增强战时经济实力，分别向国内外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五亿元，各地华侨纷纷成立专门的国债劝购组织，响应祖国号召，踊跃认购，其认购总数达到一半以上。从1937年至1942年，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占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共发行六期公债三十余亿元的三分之一强，最后均无偿地献给了国家。国民政府发行公债，向来债信不高，但海外侨胞在认购之时，却毫不计及债券本息能否兑付，甚至在认购之后，为减轻战后祖国政府的还债负担，有些地方的华侨又很快开展各式各样的“还债”、“焚债”活动，将所购债券献还政府或自行销毁。战后国民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即发动内战，根本无法偿还公债本息，便决定将所发行公债以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的比率实行一次性“偿清”，有些地方侨胞曾派员与之交涉，均被婉言推诿，不了了之。可见，战时华侨购买的各种债券与爱国义捐无异。

　　侨汇，即海外华侨寄回祖国的安家费、赡家费，也是华侨从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手段之一。据统计，1938年以前平均每年为3亿元左右国币，1939年增至12.7亿元，1940年达到13.28亿元。到抗战胜利，八年总计95.74亿元国币。⑨华侨的巨额捐款和侨汇成为祖国抗战所需财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和国家外汇的主要收入，是对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补充。据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1940年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披露，1939年全国战费(不含敌后战场)为18亿元，而同年汇回祖国的款额达11亿元(不含救国公债)，其中捐款占10%。这11亿元全是现金，按世界银行发行纸币通例，1元基金可发行4元纸币，11亿元外汇则可发行纸币44亿元，除交还侨眷赡家费10亿元外，尚有34亿元可充作军政费用。⑩在对外贸易中，国民政府抵偿贸易差额的现金，侨汇在1938年占56%，1939年占100%，1940年占50%。(11)可见，侨汇在中国抗战军费及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和维持国际贸易平衡中的巨大作用。国民政府在八年抗战中财政金融体系长期得以维持而未见崩溃，巨额的侨汇无疑是其支撑的重要因素。

　　海外华侨在源源不断捐汇大批款项的同时，还急抗战之所需，捐献了大宗的军需物资，并投资国内经济建设，向祖国抗战提供巨大的物质援助。据统计，在抗战头三年中，海外华侨捐献各种物资总数在三千批以上，平均每月一百批左右(12)。仅1938年至1939年夏，华侨捐赠寒衣、暑衣、军用蚊帐1000余万套，而南侨总会一次就募集寒衣50万件。(13)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3辆，救护车1000余辆，(14)另外还有运输卡车及各式汽车数百辆。尤其是华侨捐赠的药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品种多、质量好，多是按国民政府开列的药单捐赠。其中在抗战开始的几个月，华侨运回国内的药品可供50万伤员服用一个月。在海外华侨的各项捐献活动中，最为感人的是印度、美国等地一些侨胞发起献血运动，为祖国伤病员献血，旅印侨胞建有“中国血库”，美国华侨建有“华人血库”。华侨的大量捐物，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战时物资的紧缺状态，赈济了部分伤兵和难民，是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物质力量。

　　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投资也很活跃。尽管国内战事不断，社会动荡，投资环境极其恶劣，不少海外侨商为增强祖国抗战实力还是不计利润及成本得失，纷纷移资国内，参加祖国经济建设事业，创办了一批适应抗战需要的侨资企业。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开始，华侨总投资额达到16亿元;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华侨投资额也达2亿—3亿元。投资领域集中在工矿、垦殖、金融等行业。侨商胡文虎以1000万元投入云南矿物公司，促进了云南的矿物开发;还投资200万元创办资中糖厂，并与国内诸实业家合办华侨企业，资本总额达1000万元。马来亚华侨投资1000万元改良广西锡矿，爪哇华侨集资在四川建立了较大规模的糖厂，新加坡华侨谢吉安投资100万元开发川康农矿业，等等。在众多侨商投资中，尤以中南有限公司和重庆制药厂对抗战支持最力。中南有限公司由马来亚“锡矿大王”王振相和胶业界巨子王金兴投资70万元，国营茶叶公司投资30万元，设总厂于重庆，利用旧轮胎翻制新轮胎，以供战时急需。该厂从1940年至1945年共生产轮胎三万余只，基本上解决了大后方汽车的轮胎需要。重庆制药厂是由南洋侨领陈嘉庚、侯西反、郭兆麟等人集资与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各投资50万元合办。该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新式提炼药厂，专门生产中西药品及化工产品，其中所产药品达91种之多，供前线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战时国内医药紧缺的困难。在垦殖业方面，华侨投资也比战前大大增加，这主要是由于难民大量涌入后方，粮食供应紧张，投资垦殖不仅为国计民生所需，而且有利润可图。据统计，檀香山华侨祖国伤兵难民救济会曾集资600万元回乡垦荒;美国各地侨胞及新西兰侨胞集资500万元寄回广东，在指定地区助垦;爪哇华侨和马来亚吉隆坡华侨张郁方、廖荣枝等人分别集资100万元、200万元，归国垦田;著名侨领陈嘉庚、庄西言等13人合资250万元与西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刘文辉等人共创华西垦殖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滇、甘、川等省的农垦和工矿事业，等等。在金融业方面，有新加坡华侨集资1000万元建立的福建实业银行，新加坡侨领何葆仁等人集资1500万元建立的南侨银公司，美国侨领谭赞等人筹股500万元组建的中国工矿银行，缅甸、马来亚华侨投资200万元组建的华侨建设银行，等等。这些银行都以发展后方农工矿业为宗旨，对于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和华侨工矿垦殖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这一时期侨资大量涌入国内，主要由于国民政府陆续颁布了各项鼓励华侨投资的政策、法规和侨居地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侨界的宣传倡导等，使得各地华侨相率携款回国，寻找投资途径。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侨胞移资国内则更多，形成战时华侨投资国内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