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陈布雷简介生平经历】陈布雷怎么死的人物评价

时间:2018-02-08 11:04:37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浙江慈溪西乡宫桥(今属余姚)人,1890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生。先世务农,祖父陈克介以经营茶业往来于赣浙间,置有田产。父亲陈依仁继承祖业,生有子女七人,陈布雷居长。

  陈布雷五岁入塾,兼受父亲及从兄陈训正(屺怀)启蒙之教,读《诗经》、《论语》等经传,备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在邻村蒙馆兼习数学,又爱读译本新书。十三岁时入县应童子试,继应府试、院试,次年成县学生。不久,清廷废科举,普设新学,陈于1904年入慈溪县中学堂,除学文、史外,并习普泛之科学文化知识。他在从兄和进步教师的启迪下,披览倡导维新自强的新书报,试与同学秘密组织“覆满同志社”,成为后来革新思想之滥觞。

政治家陈布雷

政治家陈布雷

  1906年初,陈布雷进入宁波府中学堂,数月后到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陈布雷受到爱国师生民族革命思想影响,并阅读《复报》、《民报》、《新世纪》等新书报,救亡图存的思想益增,初任校友会书记;后因清政府借英款将沪杭甬路“收归国有”,浙江各界组织浙路拒款会反对,陈被推为学生代表之一,奔走呼号甚力。但居常仍潜心学习与作文。

  1911年初,陈布雷在假期由慈溪赴杭州时途经上海,寄寓陈训正主政之《天铎报》社,曾代戴季陶在该报撰述言论数篇,以“布雷”[1]署名。是年夏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即应聘为《天铎报》撰述记者,开始了记者生涯。他与当时在上海主办《民立报》的宋教仁、于右任等有过从。10月武昌首义爆发,上海尚在混沌之时,各报多未敢公开谈论革命,陈以《谈鄂》为题连撰十篇,按日载于《天铎报》,初露锋芒。嗣后又写数篇反清专制与反封建的时论,鼓吹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用英文写有《告友邦人士书》,陈以流畅的文笔译出,经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校阅,于《天铎报》首次刊出,蜚声一时。当时他年少气盛,锋芒显露,为《天铎报》总编辑李怀霜所忌,乃辞职归里,至宁波效实中学执教。他课余好读英、法文书报,遂应《申报》聘为特约译述员,译文多署名“彦”。是年3月同盟会浙甬支部成立,陈加入为会员。

  1914年7月,陈布雷遭父丧,因弟妹众多,皆未成年,家族乡里诸事又俱待规划、处理,乃辞去教职,归里主持家务,克尽孝悌之道;并经管义田会等宗族款产及本村水利、治安、施舍等公益事务。为此,他熟习珠算及权量等术,整理田册账目,甚至巡行田亩间,按图对照,悉心管理达五年余。后期复在效实中学兼任教职,并任校长一年。1920年6月,他应商务印书馆之聘赴沪,参加《韦氏英汉大辞典》编译工作。

  1921年1月,陈布雷至新创刊之《商报》,任编辑主任,重新开始了报人生涯。他勤奋笔耕,夙夜孜孜不倦,每周撰社论五篇,星期日撰一短评。其论评先重政治,渐及文化、工商、社会、国际时事等,文笔犀利而富有情感,为时人及报坛所称重。他诛伐曹锟贿选,刚健有力;为鲁案对日直接交涉事,与《中华新报》笔战旬日;哀悼孙中山逝世,撰《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驳《时事新报》之谬论;“五卅”惨案起,更每日撰论鼓吹呼号。《商报》声誉渐增,颇为广大知识分子及青年所喜爱,发行量日增,社会影响甚大。《国闻周报》特约陈每周撰一“时评”;中共中央主办之《向导》周刊也曾转载陈撰之时论并加评注。但是他于曹锟被逐后,一时曾产生政局已趋向改良的错觉,对段祺瑞执政府之政策措施,多以善意之辞述论,其政治上之短视与言论上之不彻底时有反映。

  1926年7月国共合作兴师北伐,陈布雷在《商报》详加报道,鼓吹中国必须以各阶级联合之力量,打倒军阀而争回主权,国民革命之旗帜颇为鲜明。其时蒋介石四处罗致人才,郭沫若和李一氓乃推荐陈布雷,以期对蒋施加民主进步的影响而减少对革命的损害。1927年1月,陈与《商报》编辑潘公展同赴南昌见蒋介石。蒋对于温和谦恭、博学多才、文笔犀利、又是浙甬同乡的陈布雷极表器重,与陈多次晤谈,意欲留他在自己身边工作;并亲自与陈果夫介绍他加入国民党。陈布雷感激其知遇之情油然而生,欣然承命代拟《告黄埔同学书》等文稿,深得蒋的嘉许。但陈表述自己的志趣是做报人,乃于3月返沪。此时上海已为工人武装起义成功所解放,但未逾一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风云骤变,陈布雷4月先被张静江延揽至杭州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一月后又被蒋介石召至南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他进入国民党中枢后,耳闻目睹,“乃觉党内意见纷歧,基础殊未稳固,念国势之危殆,忧革命之多艰,常忽忽不乐”[2]。8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之下被迫下野,陈布雷在为蒋拟就《辞职宣言》后,亦离南京返里。10月到上海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重操报业。

  蒋介石于1928年1月重新上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欲任陈布雷为总部秘书长,陈坚辞不就,在南京住一个月后回到上海,任《时事新报》总主笔,并与戴季陶、周佛海等人创办《新生命月刊》。但每当蒋要发表重要文告、讲词时,他常被召去南京拟撰。是年7月及次年6月,还随蒋北行,代拟《祭告总理文》等文告及讲词多篇。

  1929年3月,国民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布雷被蒋介石安排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陈多次上书力辞,未果。8月,陈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屡辞不获,乃离开新闻界步入国民党政坛。翌年12月,蒋介石自兼教育部长,命陈至南京为常务次长,嗣后又改任政务次长,并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虽兼任要职,事务繁冗,但其大量精力仍耗于为蒋代撰各种文字。他认为仕途多舛,自己性格不近于从政,故在南京没有安家,只在旅馆租一室暂住,以待机会辞离而去;他亦阻止子女报考中央政治学校进入政界,而鼓励选择农、医、理、工等专业攻读,告诫他们:“人贵自主,但求一艺随身,即可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3]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不战而侵占我东北全境,全国人民极为愤慨,反蒋派系乘机倒蒋,蒋介石被迫于12月宣告下野。陈布雷本欲乘此机会引退,但被国民政府再度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重回杭州任职两年余。陈力谋促进本省教育事业,先后创设温州师范和金华农业实验学校,推广乡村小学,推行师资进修,发展民众教育,充实省图书馆等。但仍常被蒋召去佐笔札之役。

  1934年5月,陈布雷被蒋介石调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一批从欧美归来的留学生,从事对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审议,以及文化宣传与理论研究。从此,陈布雷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或议事、或撰文、或咨询、或承命特办某事,朝夕相随于蒋之左右。他抱着“扶助明君安邦治国”的幻想,一切听命于蒋介石的意旨。

  其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东北后进而染指华北,民族危机严重,但蒋介石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集兵力大举“剿共”,而对日本一再妥协退让。面对侵略野心不可遏制的日本帝国主义,陈布雷奉蒋介石之命于1934年10月去奉化溪口住了十天,助蒋撰一题为《敌乎?友乎?》的长文,劝说日本军阀改变侵略的妄念。该文以设计委员会委员徐道邻(徐树铮之子)署名,发表于上海《外交评论》杂志,引起中日朝野及舆论界之广泛注意和种种猜测。

  1935年2月起,陈布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掌管秘书(第四)和研究(第五)两组;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此时,蒋介石已集全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日夜丛集的机要文件、函电往来,除军事方面归侍从室第一处外,其余均经陈之手办理。是年蒋去川、滇、黔整顿军政,翌年又出巡两广,陈皆随往,受命联络地方行政官员归附蒋氏。惟其主要职责仍在撰拟蒋之重要文稿,就连蒋介石五十岁时的“感言”《报国与思亲》,也是陈代为构思与执笔。

  1936年12月,蒋介石去西安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剿共”,陈布雷因病未随行。12日张、杨兵谏,蒋被拘,陈自以“近臣”而未共患难,怅惘若失,在南京扶病奔走,力主事变和平解决。由于中共的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之后,于26日返回南京。陈立即奉命将蒋被迫承诺条件的口述伪撰成《对张杨之训词》发表,之后又向壁虚构蒋在事变中被扣与得释经过之《西安半月记》。虽奉命勉强写出,但内心痛苦不堪。他曾在对其知友的信上,写过这样充满郁愤的话:“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4]他慑于蒋命,一再违心撰文,沉溺于苦闷矛盾之深渊,只能发狂暴之愤怒于文案,以致一度患脑病甚剧,神思烦郁,夜则失眠,昼则畏烦。

  陈布雷跻身国民党统治中枢,日益洞悉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明争暗斗之种种内幕,很是失望。他洁身自好,忧郁寡欢,深居简出,谨言慎行,竭力回避派系之争。陈立夫曾于1935年胁迫他入CC系,他当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决不参加[5]。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军民奋起抗战,国民党蒋介石接受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陈布雷受命拟撰之《自卫抗战声明书》、《告抗战全体将士书》等,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抗御的意志。此时,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多年的郭沫若,回国投身抗战,陈力劝蒋以抗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撤销过去的通缉令,并委郭以重任。抗日战争前期,陈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嗣后又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但他所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之职一直未变,负责上下行文的承转和处理,对各方条陈或请示裁决之件,则先加签拟,供蒋介石最后审择决定。他仍在蒋身边供笔札之役,承命起草重要的文告和讲词;同时对重大问题搜集材料,分类研究,供蒋咨询。1938年3月,蒋介石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陈奉命撰改《宣言》、《告青年书》等,并参与修改章则规制,事后被指定为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兼常务干事。

  陈布雷虽已成为蒋介石的幕僚翊赞左右而不能自立,但他仍怀恋文士生涯书生心境。194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动重庆文化界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陈布雷欣然应允签名为发起人,除给郭写贺信外,还赋诗相贺,有“文士心情金石通”[6]句。他虽身居显要,惟砥节砺行,除邵力子、张治中等知己外,很少与政界军界人士往还,然与报人、学士有较多联络。他对浙江大学的西迁、治理以及经费、设备等,常加以关心,尽力支持校长竺可桢任事。他曾委婉地向蒋介石建言抗战建国要有清明的政治,并想自己也做点对国家有益的事。

  陈布雷居官廉洁淡泊,生活简朴俭约。他对于国民党官僚权贵搜刮民脂民膏,十分痛心,曾在人前贬责陈果夫、陈立夫:“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可以过得去,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在争骨头。他们自己也办起什么银行和经济事业来了。他们过去骂孔、宋,今天唯恐学不到孔、宋。”[7]他唯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披肝沥胆,日复一日唯命是从地为蒋撰写一篇又一篇文告、讲词,殚思竭虑,心力交瘁。对此,蒋介石是有所知的,除在陈体力不支时给予休假外,还投其所好,使陈得到他人所得不到的尊重。当陈五十岁生日时,蒋揣度陈之性情与好尚,在一信笺上亲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以为褒奖,而作羁縻。这更使陈增加感激图报之念。当时驻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曾托陈的外甥翁泽永转言陈: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陈闻言感叹不已,为“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达我所欲言”而哀伤,曾云:“我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书记生罢了!”[8]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悍然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全面内战。陈布雷奉命负责筹组和主持“中央戡乱宣传小组”,定期召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行政院新闻局长、国防部政工局长等人开会,共同研讨宣传方针,策划各种舆论,指挥一切宣传工具,进行“戡乱建国”的宣传,被国民党众人视为“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他还常以国民党发言人身份发布重要新闻和声明,并协同有关方面改组《申报》、《新闻报》等许多大报,以加强对新闻舆论的箝制。

  陈布雷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逐渐由幕后被推到前台。1946年11月,蒋介石召开“制宪国大”,陈布雷衔蒋之命,与青年党、民社党首领左舜生、陈启天、张君劢等往来商议,予以拉拢。1947年4月,蒋介石改组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和青年党、民社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共28人任国民政府委员,陈列名其中。1948年3月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陈被委为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并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负责筹划和组织国民党中枢各重要会议,并主持蒋介石召开的“官邸会报”,参与运筹党政大事。

陈布雷的遗书

陈布雷的遗书

  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全面溃败,反动统治岌岌可危。陈布雷虽然身居辅翼权臣之职,但丝毫拿不出经邦济世的方案来,只是疲于奔命地应付蒋介石交办的各种差事。他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末期的种种腐败状况,耳闻目睹,饱受刺激,“所接触之多可悲愤之事实”[9],“忧虑绝深,酿成严重心疾”[10],觉得自己“脑筋已油尽灯枯了”[11]。1948年8月,蒋介石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和外币,激起了更大的民愤;9月辽沈决战展开,虽经蒋介石三飞沈阳亲临督战,但至11月2日仍以国民党军47万人被歼而告终。11月6日,以逼近南京的徐州、蚌埠地区为战场的淮海决战又揭开战幕,国民党统治面临朝不保夕之势。敏于时局变幻的陈布雷,心情极度沮丧,对于蒋介石交办之事无力承受,神志恍惚,进退无措,“常诵‘瓶之罄兮,维罍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12]。他痛感自己已经不能自拔,终于在写了十几篇遗书后,于11月13日凌晨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于南京,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陈布雷墓

陈布雷墓

  陈布雷一生撰述之政论、时文及代拟之文稿难以数计,死后有其1936年和1940年手写之《回忆录》一、二两集于1949年初合成一册由上海廿世纪出版社影印出版。台湾于1984年出版《陈布雷文集》,辑有他在《天铎报》、《商报》、《时事新报》发表之部分社论、短评,1930、1934年八篇讲演、部分函牍、遗书及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