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简历简介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戴季陶为什么吃安眠药自杀

时间:2018-02-12 17:19:03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广汉。原籍浙江湖州,其先人入川经商,定居广汉。父戴小轩,出租土地,兼业中医。

  戴季陶六岁入塾读书,并读过一些西洋史。1902年进成都留日预备学校,受到业师徐炯的影响,倾向反满。1905年秋赴日本,入师范学校。1907年秋升入东京日本大学法科,任该校中国留日学生同学会会长。戴季陶在留日期间与蒋介石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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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

  1909年夏,戴季陶自日本毕业回国,在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习。翌年春往上海,先入《中外日报》谋职,后在《天铎报》任主编,以天仇为笔名撰写社论,抨击清廷腐败,言论激越。1911年春被官府通缉,逃亡日本。后转赴南洋槟榔屿,任《光华报》编辑,鼓吹革命,并加入同盟会。

  辛亥武昌起义后,戴季陶回到上海参与反清武装起义,继而创办《民权报》。年底,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戴以新闻记者身份晋见,并随孙中山往南京。1912年3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专制野心日渐暴露,戴曾在《民权报》上著文揭露。6月,当唐绍仪内阁辞职时,他指出:“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其迹已昭昭在人耳目。”[1]9月,孙中山受任督办全国铁路,戴任孙中山秘书。1913年2月,随孙中山访问日本。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讨伐袁世凯,戴受命在上海、南京间进行反袁的军事联络活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参加了《民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并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6年4月底,戴季陶随孙中山返回上海。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护法军政府,戴被任为法制委员会委员长;1918年2月兼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嗣后,军政府改组,戴与孙中山回上海。这时他将家迁回浙江吴兴(即湖州),与张静江多所交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上海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戴季陶同情工人运动,在他和沈定一主编的《星期评论》上,用不少篇幅讨论劳动问题,报道世界工人运动和中国工人的情况。但他主张把工人运动引向“调和”。6月在与孙中山的一次谈话中戴季陶说: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如果不从思想上知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地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应当“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2]。在一段时间内,他还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把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由日译本转译成中文,于同年11月起在《建设杂志》上陆续刊出。他在这些文章中虽然运用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然而他说“中国人,是从古以来就有‘平和’‘互助’的精神的”[3],“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并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家族主义’,的确是社会主义”[4]。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不必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5]。1920年夏前后,他与陈独秀等人颇多接触,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过程中,曾参与过一些活动,但后来却以某种借口拒绝参加组织。

  戴季陶在1920年研读《资本论》的同时,和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合股设立“恒泰号”,成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经营证券买卖等生意[6],颇有所获。他们以所得之部分利润资助粤军回粤讨桂。翌年经营失败,信用上出现危机,乃退出了交易所。

  孙中山在遭到陈炯明叛变回到上海后,仍谋恢复广东,1922年10月底命戴季陶入川,对川军进行联络工作。当戴所乘的船驶向宜昌的途中,得悉川军内战一触即发,联络工作无法下手,顿觉“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7],便趁夜投江自杀,幸为渔民救起未死,从此他便信仰起佛教来了。

  戴季陶在四川住了一年,没有完成孙中山交付他的任务。1923年12月上旬,他从四川回到上海。当他得知孙中山已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时,表示“根本怀疑”。他写信给廖仲恺说:“叫共产党参加进来,只能把他们当做酱油或醋,不能把他们做为正菜的。”[8]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戴出席了这次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随后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但他对国民党改组后广东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气氛非常不安,曾几次离粤返沪。直到同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邀请离粤北上,路过上海时,他才又随同绕道日本北行。到天津后,他以“国内政治之事,非我所能胜”为借口又折回上海。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危,戴到了北京,赶上孙中山在病榻上签署遗嘱,时为192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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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

  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内原来以拥戴孙中山面目出现的一些人,开始了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戴季陶这时也就无所顾忌了。他以继承孙中山思想的“理论家”自封,“见着人就痛哭流涕地大讲其‘孙文主义’。从上海讲到广东,又从广东讲到上海”[9]。在他的鼓动下,1925年4月24日,黄埔军校内一些人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5月,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来反对国共合作。他在上海设立了“季陶办事处”,一段时间内,专门从事反共的“著述”。6、7月间,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出版。这两本小册子以建立“纯正三民主义”为己任,阉割新三民主义精神,被人称为“戴季陶主义”。其基本要点是:(一)用“道统”论把三民主义解释为渊源于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仁爱”学说,是两千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10]。(二)否认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11]。可以“诱发”地主、资本家的“仁爱的性能”,来解除被剥削者的痛苦。(三)以团体的“排拒与独占性”主张共产党员应退出国民党,说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是“癌肿”,应当在适当时机加以割除。

  戴季陶的这些论说,歪曲了孙中山的基本思想,是在当时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右翼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戴季陶的两本书出版后,受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严厉批判,也受到进步群众的谴责,广州、北京、武汉等地群众愤怒地把他的小册子烧掉,斥责他是“新右派”的头目。后来戴季陶承认,自己受到“很大的攻击”[12]。

  1925年11月,国民党内的邹鲁、谢持、居正、张继、林森等人,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戴季陶同邵元冲、沈定一等也前往赴会。会议前夕,有人认为戴、沈曾与中共发生过关系,把他们绑架出去并痛殴一顿,威胁他们不准与会。戴返回上海,但仍然留下书面声明,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意会议的决议。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给予西山会议派的重要分子以开除党籍处分。对于戴季陶因其“未曾与会”为理由,只在关于弹劫“决议”中,“促其反省,不可再误”,“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13],并仍选他为中央执委。会后,戴季陶来广州负责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的改组工作,10月戴任中山大学委员长。在“改组”工作中,戴通过学生停课复试和教员停职另任的办法,排斥掉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

  北伐战争胜利推进到长江流域后,戴季陶离开广州到江西去,追随在蒋介石的左右。戴同张静江、黄郛等一起参与密谋策划,共同为蒋介石确定了一个“谋略纲要”,其核心内容是:“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政策”;在外交上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等的“谅解”等等。1927年2月,戴受蒋介石的派遣赴日本活动,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进行会谈,寻求日本对蒋的“谅解”、“合作”,为蒋清党反共做准备。3月底,戴从日本回到上海,“四一二”政变就很快发生了。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5月,戴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告国民党的同志并告全国国民》一文,为蒋介石政权“建立纪纲”呼号[14]。接着国民党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党务学校,蒋介石自任校长,戴任教务主任。6月,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他多次向师生发表讲演,宣传他的一套理论思想,第二年汇集为《青年之路》出版。

  1928年2月,戴季陶重新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又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戴任院长后,即着手制定考试法。1931年7月15日起,在南京举行全国第一届高等考试,戴任主考。其后,戴多次主持制定和修订考试法规,其中有“高等考试”、“普通考试”、“特种考试”。其目的是选拔效忠于国民党统治的人才。在独裁政治体制下,能够猎取到较高职位的人,许多是靠与当权者的私人关系,因此考试院实际上徒有其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民政府设立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季陶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专议对日事宜。经过一个多月的研究,戴季陶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以抱定国际联盟为主要方针”力求对日妥协,立即成为国民政府的国策。11月,戴发起“修建仁王护国法会”,提出“诵经护国”的主张。在生活上,戴常标榜“舍己为群”、“清廉寡欲”,实际上始终得到蒋介石的特殊关照。他在南京汤山、上海觉园等多处住宅别墅都相当豪华。他自己信佛,同时主张用宗教手段,对内蒙、西藏王公喇嘛,上层宗教人士实行怀柔政策。

  1932年4月,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期间,戴季陶奉命“视察西北”。他此行并没有对西北应兴应革提出积极可行的计划,而是沿途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进行辩解,说什么“外交顺利”,“东北失了不要紧”[15]。4月25日,戴在西安民乐园向两千多名学生发表讲演,其反共媚外谬论当场遭到爱国学生的斥责,所乘汽车被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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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

  戴季陶身居高位,以“元老”身份,为国民党独裁统治效力,蒋介石在1934年提倡“新生活运动”,戴以考试院院长的名义发表“尊孔读经”,“恢复固有文化”的谈话。但他不是粹然儒者,而是越来越像一个皈依佛门的僧侣。1935年11月,戴参与国民党五全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宣言中提出了“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一些方针政策[16],也反映了他已开始逐步向抗日方面转变的趋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戴声色俱厉,力主对西安发动讨伐,声称应“以国家纲纪为重,以个人安危为轻”,引起宋美龄等的不快。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和重庆,1938年4月,他曾代表国民政府赴甘孜等地,与宗教界的上层分子进行联络。1940年10月至12月,又奉命到缅甸和印度访问,拜谒了不少著名的佛教圣地。1943年10月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发起“制礼”问题的讨论,11月由他写成了《礼制通议》。次年3月,把《礼制通议》和他的《读礼札记》汇印成为《学礼录》出版。

  抗日战争结束时,戴季陶已体弱多病,但仍在1947年6月改组的国民政府中维持着考试院院长的名义。其后,他要求免去其院长职务。1948年6月,他改任为“国史馆”馆长。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已处于大崩溃的前夕。戴季陶应宋子文之邀,携眷飞往广州。国民党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他对前途绝望,遂于1949年2月11日夜间吞服大量安眠药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