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生平简介到底是谁杀害的 历史上如何评价廖仲恺

时间:2018-03-08 09:11:02 来源:8794网 编辑:小霸气

  廖仲恺,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笔名屠富、渊实等。原籍广东归善县(今惠阳县)鸭仔步村。他是我国民主革命中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其父亲廖竹宾是归善客家人,早年赴美国,当华工,后来成为商人,曾任职于美国旧金山汇丰银行。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清光绪三年三月初十)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少年时在美国读书,至1893年十六岁时,父亲病故,陪同母亲回到祖国。

  廖仲恺回国后,原准备应科举考试,入家乡私塾,从梁缉嘏研读经史策论。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以学习西方为中心的维新运动在国内展开,他受到影响,遂放弃旧学,于1896年转赴香港,攻读英语,作为学习西方以救中国的手段。

廖仲恺生平简介到底是谁杀害的 历史上如何评价廖仲恺

  1897年10月底,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1902年秋,廖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

  廖仲恺在东京期间,结识了黎仲实、朱执信、苏曼殊、胡汉民等革命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1903年9月,孙中山从越南到达日本东京,廖仲恺偕同何香凝往中山寓所访问,聆听孙中山革命言论,极为钦佩,从此萌生了革命信仰,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

  1904年,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天津联络革命志士,筹设机关,进行秘密活动。1905年9月1日,经何香凝介绍,廖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总部外务部干事。为配合宣传孙中山以“平均地权”实现社会革命的学说,在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一号上,他以“屠富”的笔名,翻译了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所著《进步与贫乏》一书的部分译文。同年,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1908至1909年初,受孙中山指派,先后潜回天津及吉林,从事发展革命势力的活动。

  1909年夏,廖仲恺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返回广州。这时,他想借取得清政府功名的办法,“入清廷握其政权以成革命之工作”,便于同年偕同友人赴北京参加留学生科举考试,考中法政科举人。之后,被清廷派赴东北,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任翻译,并帮助边务督办大臣办理吉林省延吉地区归回祖国的交涉事宜。

  1911年武昌首义后,廖仲恺脱离清幕僚身份,回到革命阵营。他返回广东,担任广东省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不久,被南方革命政府派为南北议和会议的代表。在1911至1912年间,廖仲恺和他的哥哥廖凤书(恩焘,任清政府的外交官)都参与了南北议和,一个是革命派,一个是袁世凯派。兄弟二人立场不同,双方对峙,谈判中形成鲜明的对照。

  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特务在上海车站暗杀宋教仁后,廖仲恺离广东去北京运动议员反袁,险些遭到袁世凯的逮捕。同年,“二次革命”失败,他随孙中山再度亡命日本。1914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组成,廖仲恺被任为党的财政部副部长。1916年4月,随孙中山回国。此后,奔走于上海、广东等地,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护法斗争,致力于筹措革命经费和组织革命力量的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8年夏,第一次“护法”失败,廖仲恺随孙中山离广州到上海。1919年8月,他和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阐发和传播孙中山的学说。此后两年内,他除把《进步与贫乏》继续译完外,又译了威尔科克斯(Delos F. Wilcox)的《全民政治》,另外还发表了一些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政论文章。

  廖仲恺在这时期也和一般国民党人一样,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民族主义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是民权与民生了,因此,他这期间的著述中主要是阐述民权、民生两主义。

  在传播“民权主义”方面,他介绍了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度。在他看来,中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混乱现象,根源在于“国家权力失了他原本的位置”,“人民的主权很不完全”;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实现“全民政治”——即创制、复决、罢免三大民权。他认为,三大民权是欧美“政治上之防腐剂”,而中国“国民有了这三种的民权,民国的主权才算是实在回复到原本国民的身上,中国政治上的毛病,虽不敢说是完全救治好,也就差不多要好了八九分了”。他翻译《全民政治》一书的目的,也在于此。

  在宣传民生主义方面,他探讨了许多问题,特别突出地强调了交通建设、铁路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把交通不发达看作“中国民穷财尽最普遍的原因”,认为:“要救中国,要建设中国,非从交通上着手不可。”他说:“在一般政治问题,无论横的主张、竖的主张,都可以模模糊糊混得过去。但是这交通改良无论什么政治家,无论那种政论家,要是对于国家人民还有点诚心,替他们打算打算,是断不能抹煞的。”另外,他还研讨了货币改革、合作化运动等与民生问题的关系。

  从上看出廖仲恺在此期间,尽管试图从各方面来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但还没有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不可能找到新的出路。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廖仲恺在接受历次革命失败深刻教训的同时,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逐渐看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最后终于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了极大的希望:“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