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主演电影《鬼子来了》为什么被禁 鬼子来了豆瓣影评：重视安宁的农耕生活

　　电影《鬼子来了》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场域——“挂甲台”，这个看似平凡的小村落可以理解成中国乡里社会的微观缩影。挂甲台的乡民就以此村为生活空间，代代相传、劳作繁衍，这种周而复始固化环境之下的生活实践必然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并渗透于乡民的精神和心理深层，主宰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事态度。

　　一、重视安宁的农耕生活

　　毫无疑问，挂甲台是乡土中国村落社会中的一个最小分子，同样遵守着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村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被殖民”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大事对于他们精神世界的触动十分有限，“抗战”对于挂甲台而言只是一个口号，它何时打起、何时结束，挂甲台的民众并不十分上心，即便面对着践踏国土、耀武扬威的侵略者——日本鬼子，村民们也没有表现众志成城、拼死抵抗的凛然之势。

　　姜文主演电影《鬼子来了》为什么被禁

　　尘封档案：10年前《鬼子来了》被列为“禁片”的理由

　　被禁原因：《鬼子来了》历史立场不正

　　姜文的《鬼子来了》没能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审查，曾引起众多电影界业内人士的关注。究其原因，是因为“立场有问题”。

　　当年电影局对这部影片的部分回复内容如下：“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

姜文主演电影《鬼子来了》为什么被禁 鬼子来了豆瓣影评：重视安宁的农耕生活

　　在影片中，敌我对峙的战争场景全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静谧景象：鬼子的炮楼安静地坐落在村口附近，他们与村民绝少接触，只是每日派遣一支军乐队吹吹打打地巡视村庄，孩子们堆坐在土垛上伴着鬼子的军乐嬉笑玩耍，大人们或谄媚招呼、插科打诨或闩门闭户、远远静观，似乎一派和谐安稳。挂甲台成为名符其实的“挂甲”台。这种置身事外、麻木安逸的深层原因，也许正是在于他们固有的生活节奏没有被打破，安宁自足的农耕生活依然完好。挂甲台属于典型的农耕村落，乡民的存活主要关系于土地、山林、气候等自然资源，这种生态文明本质上不需要培养烧杀劫掠的战争野心，只需要乡民顺天应命、勤劳耕作即可，安宁稳定是此种生存方式维继的前提条件。当然，这种宁静很快就被两个俘虏的到来打破了，马大三在和情人鱼儿偷情时，被一个自称是“我”的神秘人物粗暴打断，一番威胁恐吓后扔下两个日俘责其看管，并告知以后来取。随后，马大三在找其他乡民商量时，通过自作聪明的语言置换，让全村人和他共同分担这个难题，因此便有了接下来的审俘虏、囚俘虏、杀俘虏、养俘虏、换粮食，乃至后来的大屠杀、复仇、砍头等一系列既可笑、荒诞又压抑、悲愤的故事。在整个过程中，以马大三为代表的一纵乡民可谓是绞尽脑汁、忙前跑后……他们付出了种种努力，但最终却招致杀身之祸。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马大三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实意地想让生活恢复到之前的宁静和安稳，重返自己苟安自得、知足守拙的小日子。尽管这种选择不够深明大义缺乏民族气节，但从其生存环境、文化心理和认知程度来看，似乎又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尤其对于“挂甲台”这类在战时背景下被遗忘、被忽视的村落群体而言，神秘人“我”的粗暴态度和村民们对抗战的陌生都说明国家没有赋予他们作为国民的身份和权力，那又如何能指望他们拥有国民的自觉呢?

　　二、桎梏于传统的道德人格

　　1945年的中国已步入了现代社会，但现代文明在中国的乡野远没有传统文明盘踞得那样稳固，挂甲台的文化架构仍隶属于传统范畴。乡民们虽不会识文断字，但“都自觉地遵循着从世俗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伦理道德规范”[2]，我们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中不难感受到善良忠厚与多情重义的品性。

　　影片中的很多人物塑造和细节刻画都印证了村民的古道热肠、乐善好施。两个日本俘虏花屋和董汉臣虽说被囚困于挂甲台，但其身心并未遭受虐待。五舅姥爷把两人看成是“孩子”和“种地的”;马大三嘴硬心软，对二人照顾有加：裹棉被、借白面、包饺子，到后来甚至刀下留人，把二人供养在长城根里长达半年之久，一日三餐顿顿不缺。而花屋在此过程中屡次挑衅或试图逃跑：自杀、辱骂、呼喊、给鸡挂领章、教小碌碡说日本话，他的求救行为数次使马大三命悬一线。可即便如此，马大三除了感到愤怒无奈之外，并未与花屋过多计较。不光马大三如此，挂甲台的乡民亦然，当乡民讨论由谁处死两个俘虏时，所有人都陷入了道德纠结的状态，即便杀的是鬼子，也没有人愿意举起屠刀，大家相互争吵、推诿，用抓阄的方法确定人选，在误以为马大三杀了两个俘虏后，又不自觉地疏离马大三，这种矛盾的行为，似乎也不能仅仅理解为懦弱和胆小，其中也包含着乡民们道德上的自责和逃避。对于被卸了甲的“日本子”，挂甲台的乡民始终以宽广仁厚之心对待他们。被乡民所感动的花屋也曾短暂地回归过做人的真实感受：“这里的农民没吃没喝……还养了我半年之久”。

姜文主演电影《鬼子来了》为什么被禁 鬼子来了豆瓣影评：重视安宁的农耕生活

　　当然，乡民们的“古道仁义”“无信不立”也是一种愚昧天真，影片的转折点就是花屋提出“以命换粮”的提议，马大三自认为“我对得起你，你还能对不起我?”半年的“豢养”之恩，应该能得到公平回报。挂甲台的乡民也认同马大三的说法，并和花屋立据画押，花屋二人被送回军营，长官酒冢却对此协议愤怒不已，但却笑里藏刀同意交付粮食，条件是“全村人一个不少”地当面交付。马大三等人听闻后满腹欢喜。他们对自身“与虎谋皮”的行为盲目乐观，缺乏起码的危机意识，屠村悲剧的发生和乡民桎梏于传统道德以己度人的“仁善之心”大有关联。果不其然，夜间双方大联欢，六旺无意中的言语冒犯让日军撕去了伪饰，顷刻之间全村血流成河，唯有马大三和鱼儿躲过一劫。姜文说过，“中华民族多年以来的灾难与缺乏尚武精神有关，这种对内的国民性格的批判正是指向所谓‘吾国吾民’的‘仁义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