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唐僧人物简介 唐僧人物形象分析

　　《西游记》 里唐僧这个人物，是取经队伍的首脑。他是这支小队伍中惟一肉体凡胎没有任何法力神通的尘俗匹夫，他有的只是一个虔诚佛教僧徒那种一心向佛、锐意取经的坚毅不拔的宗教信念。虽说他是如来佛的二徒弟金蝉子转世投胎，但从形体、思想以至行动都是一个典型的现实形象。《西游记》 却把这个凡夫俗子派作取经队伍的精神领袖，他只会用观音菩萨教给的一套 “紧箍咒”制服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再通过孙悟空威慑猪八戒和沙和尚，维持他在这支小队伍中的统治地位。把一个现实人物与三个神话人物放到一起，搭成一个取经班子，而且让他当领导，未免有点不伦不类。但正是这种形象体系所形成的取经队伍内部的人际关系，不断地引起磨擦和冲突，对多侧面、多层次地深刻展示全书主题，展示各类人物的复杂性格，从艺术形象的整体联系中，产生了巨大奇妙的艺术表现功能。

【西游记唐僧人物简介】唐僧人物形象分析

　　唐僧形象，是儒佛思想融合的历史结晶体的艺术再现。这就决定了唐僧思想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它既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又饱和着特定时代的现实色彩; 它既不是从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 《西游记平话》唐僧性格的简单继承，更不是某种抽象概念的傀儡，而是经过大作家吴承恩天才再创造的活生生的“这一个”。这个形象出现在陆王心学和宗教思想猖獗泛滥的明代后期，闪耀着独特的思想智慧光辉，具有形象地思想批判和宗教批判的双重战斗意义。

　　就哲学思想而言，对“心”与“理”的关系这个问题，陆王心学和佛教禅宗，回答是完全相同的。他们都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天地间一切都该备于自心，即心学所谓 “心之本性，无所不该”、“心即理”，禅宗所谓“见性成佛”，直取自心，不假外求。《西游记》 中唐僧思想的核心，就是这种主观唯心精神的体现。比如，第十三回，他奉唐太宗之命，去西天取经，登程伊始，感到此行前途渺茫，吉凶难测，僧众们又七嘴八舌地议论西去的艰难险阻。这时，他“以手指心”，发出 “心生，种种魔生; 心灭，种种魔灭”的论调，就是说，西行途中的一切灾迍“魔”难，都生灭由心，是主观精神的产物。《西游记》通过唐僧遇难的全部情节，对这种主观唯心精神作了生动的、淋漓尽致的批判，深刻地揭发了它的破绽和虚妄。取经途中，唐僧的每一难，都实在地告诉读者，为害作恶的诸路妖魔，不是唐僧主观“心生”的幻象，而是现实的客观存在。对他们，任你再念多少遍乌巢禅师的 《多心经》 ，都无助消灾释厄; 实实在在地，只有靠孙悟空那条金箍棒的威力，才能化险为夷，遇难呈祥; 离开刀光棍影的战斗，一步也不能前进。一部唐僧取经史，从头到尾，无不证明他所持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碰壁和破产; 证明“那长老性命，全亏孙大圣; 取真经，只靠美猴精。”

【西游记唐僧人物简介】唐僧人物形象分析

　　唐僧形象在社会实践上，也是佛门衲子和儒家之徒的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他是一个声高望隆完美体现佛家教义的 “圣僧”，虔诚维持，一心向佛，有超然 “出世”的表象; 另方面，他又是一个恪遵儒家名教观念的 “忠臣”，他执守臣礼，效命皇帝，又具积极 “用世”的本质。表面看来，禅理和名教，和尚和忠臣，是势同水火、无法调和的两码事; 可是，在政治实践中，总是两位一体，并行不悖。不管佛家整天叨念什么 “苦空寂灭”、“与世无争”等口头禅，实际上，那些宗教界代表人物一高僧们，无不积极地参与政治，与现实政治从未须臾相离。他们表面上超然物外，五蕴皆空，骨子里却时刻不忘干进希宠，求名图利，只是玩得迂回婉转一些，弄弄终南捷径、以退为进之类的手腕，对世俗社会具有更大的欺骗性罢了。历史上的佛门高僧，释界巨子，大都身在名山大刹之中，心存朝廷巍阙之上，公开或暗地依附于当代统治者，沽名钓誉，欺世惑众。南北朝时期名僧道安、慧远、僧肇，隋唐时期的智��和唐僧的原型、真正历史人物玄奘大师等，无不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推崇和揄扬，誉满遐迩，名噪一代，成为宗教界的盟主。位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生前显赫，身后哀荣，蔑以加焉。他们实际上都是些不衣青紫，不戴乌纱，看似无权却有权的宗教官僚。亦儒亦佛，儒体佛用;亦僧亦官，僧表官里。这就是历史上一切名僧的社会政治本质。《西游记》 中的唐僧形象，正广泛深刻地概括了这种本质。

【西游记唐僧人物简介】唐僧人物形象分析

　　譬如，第十二回，唐太宗传旨征辟去西天取经的僧人，话犹未了，唐僧即挺身而出，表示“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回到洪福寺后，他又对徒众宣称： “我发了弘誓大愿，不取真经，永堕沉沦地狱。大抵是受帝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取经就道前又说：“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从唐僧这一系列反复申明的取经目的中，非常清楚地把佛门高僧以“出世”为“用世”的潜藏底里，和盘托出。就是说，唐僧通过“出世”拜佛求经的宗教手段，达到用佛教经典征服人心，张扬佛法，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目的。所以，他在西行途中，每罹厄难，身陷魔窟，在生命垂危的关头，心里也总是不忘“圣主”的委嘱，深恐取经不成，有负重托。如第四十八回，写他路阻通天水，妖精作法，冰封大河，他见到商人冒险踏冰过河作生意，求倍蓰之利，便触景增怀，感从中发，情不自禁地披露胸臆： “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 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这里姑不论把佛教视为神圣崇高的取经事业，与世俗的名缰利索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对佛教的极大亵渎和嘲弄;尤为深刻的是，这段简洁的唐僧心理描写，从政治上一针见血地把佛家“出世”向佛，与儒家的“入世”忠君，以巩固封建统治作纽带，紧密无间地调和起来，真实地揭示出宗教领袖的政治面目和社会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