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确立时期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事业介绍

2017-12-20 14:55:17 影视资讯

  伊斯兰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后,历经千余年的艰难与坎坷,终于获得了聚居在我国西北边疆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十个少数民族上千万人的信仰。在20世纪的前30余年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逐渐觉醒,中国伊斯兰教的各大教派虽然兴衰沉浮不一,但总体上却呈现出由式微而渐渐复兴的趋势。同时,穆斯林学术研究的开展、宗教与文化教育的革新等,也日益引起了世人的重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伊斯兰教自进入中国后,历唐、宋、元、明诸朝,均曾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礼遇和优待。明中叶后,回族形成为我国的一个民族,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清朝前期的近140年(1644—1781)里,统治者对伊斯兰教采取了允许存在、适当利用的宽容政策。然而,在随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教却遭到了两次空前的大摧残。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由于清政府插手伊斯兰教新旧教派纷争,引发了以新教信徒为主的回民起义。清政府在血腥镇压了起义之后,在所谓“善后”处置中,不仅惨杀了苏四十三和马明心,且株连其家属。同时,成千上万的“新教之人”被“严断根株”,“剿尽杀绝”,男丁正法,妇孺遣发,大量清真寺亦被拆毁。清查所谓“邪教”的活动曾波及全国各地,连老教也遭到了许多禁令的限制。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穆斯林的处境十分艰难,因而起义反抗事件屡屡发生。清廷又一味坚持在穆斯林中间及汉回等民族间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对起义剿抚兼施,残酷镇压的反动政策,因而在同治年间又爆发了陕甘回民大起义。这次起义历时十余年(1861—1873),横跨陕、甘、宁、青、新各省,曾给了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起义失败后,清军在西北大肆杀戮,惨绝人寰。清政府又将富庶发达地区的穆斯林强行迁徙至穷山僻壤,分散安置,以“涣其群,孤其志”。同时严加防范伊斯兰教,明令取缔新教,大量毁坏清真寺院。清廷的高压“善后”政策,使得西北地区伊斯兰教一片凋零,穆斯林的地位直线跌落。

  清朝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对穆斯林的压迫、剥削和屠杀,却无法动摇广大穆斯林的信仰。信念的种子已深深根植于穆斯林的心田里,一旦时机成熟,它必然还会开花结果。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的历史,“五族共和”与“信教自由”的观念,也很快为国人所接受。虽然在30年代,《南华文艺》、北新书局、北平《世界日报》附刊等曾刊载、出版了一些故意污辱穆斯林的“作品”,但这毕竟只是一股小小的逆流。总体上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自然为伊斯兰教的重振与发展,为伊斯兰文化事业的进步,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就中国伊斯兰教的三大教派而言,民国时期(1937年前)格底目教派(老教)虽然有不少穆斯林改奉苏非主义,另立门宦,使该派“一统天下”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与分裂;但它在人数上依然占居多数,特别在内地各省区更为明显。到1949年前,全国各地约有四百万左右的教徒。伊赫瓦尼派是清末民初崛起的一个新兴教派。19世纪90年代,马万福(1849—1934)与格如阿訇、散的阿訇等十大阿訇开始研究与传布该派学说,由于他们提出了以伊赫瓦尼“统一教派和门宦”的口号,遂引起了各教派与门宦的强烈反对,传教阻力颇大。1914年,马万福与长子马遇真赴新疆传教,两年后在哈密被捕。1918年正月,当马万福被押解回兰州途经河西平番时,青海的马麒、马麟兄弟派人将他劫往西宁。从此,马万福长期任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阿訇,在马麟、马步芳父子的支持下,在青海大力传播伊赫瓦尼派教义。1922年,宁海二马(即马麒、马麟)兄弟成立了宁海回教促进会(此时宁夏、青海尚属甘肃省),强制推行伊赫瓦尼派教义,结果引起了激烈的教争。1928年青海建省,在马麒、马步芳的高压强迫下,伊赫瓦尼派势如破竹般地发展到了青海全省。河州地区的马步青(马步芳之兄)也以强权命令各派、各门宦“一律改遵伊赫瓦尼”,使该派在号称“中国麦加”的河州八坊占居了优势。陇南的张家川、徽、成、天水、盐官及陇东的平凉、泾源地区,伊赫瓦尼派也为数不少。宁夏在马福祥、马鸿逵统治期间,亦积极效仿青海马氏的做法,大力发展伊赫瓦尼教派。

  1934年马万福殁后,伊赫瓦尼派发生分裂。1937年,正式分化为以尕苏哈只为首的“苏派”与以马得宝为首的“白派”,两派间的争斗颇为激烈,一直延续到了全国解放后。总之,伊赫瓦尼派在二三十年代,由于受到甘肃、青海、宁夏马家军阀的支持,势力发展很快。40年代以后,该派的主张在全国更多的穆斯林中得到传播;1949年前,该派教徒人数约在一百万人左右。

  相比之下,20世纪初由马启西(1857—1914)在甘肃临潭创建的西道堂,则属于中国伊斯兰教中较为特殊的一个教派。清末,马启西长期以穆斯林学者刘智等人“以儒诠经”的汉文著述作为依据,进行讲学传教,并于1902年脱离北庄门宦,另立组织。西道堂在坚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主张简化宗教仪式,轻礼拜、斋戒,重宗教节日;倡导移风易俗,提倡男女上学读书;经济上重视营商农耕,教徒以道堂为家,过集体生活。这些主张较适合穷苦群众的意愿,故民初该派显得颇为团结兴旺。1914年夏,军阀马安良指使其部下张顺元率兵包围了西道堂,将马启西与其两弟、子、侄及教徒共17人,绑赴西河滩残忍地枪杀了。

  马启西罹难后,继任教主马明仁(1896—1946)一方面不畏强暴,累年上告,欲为马启西伸冤;另一方面则努力经营教务与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为复兴西道堂打下了经济基础。同时,他又大力开展外交结援活动,曾取得了白崇禧、贺耀祖、“西北三马”的支持,使西道堂有了较大的发展。1946年马明仁逝世后,敏学成继任教主,教徒间貌合神离,本派上层又争权夺利,该派遂走向衰落。

  明末清初,苏非派传入并在甘、宁、青地区扎下了根,使中国伊斯兰教从教义到礼仪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清代以来,苏非派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地习俗,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虎夫耶、哲合忍耶、尕德忍耶、库布忍耶四大派别(即所谓四大门宦)。每一个大的派别下面,又形成若干个小的门宦,总数达四十余个。进入20世纪后,新创立的小支派门宦主要有:北山门宦(1920年)、新店子门宦(1920年)、七门门宦(1904年)、通贵门宦(民初)、宁夏鲜门门宦(1931年)、明月堂、高赵家门宦(民初)、法门、撒拉教等九个。除北山门宦在40年代拥有五万多名教徒外,其余八个,信徒人数多则万余,少则数百、数千不等,规模都较小。四大门宦及所属各支派,在20世纪前三十余年间,各自盛衰不一,忽荣忽损,难以尽述。就中以哲合忍耶派在民初的再度复兴,颇为引人注目。该派在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失败后,因创始人马明心遇害而趋于衰亡。清末民初马元章掌教时,努力设法以图重振。1919年后,该派发展很快,教民遍及甘、宁、青、新、豫、冀、鲁、川、苏、滇、黔、黑、吉、北京、天津等省市,且统一了分散在甘肃河州、定西及青海循化一带早年分裂出去的“老官川派”,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

  20世纪的前三十余年间,随着伊斯兰教的渐渐复苏,伊斯兰文化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明初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外来穆斯林学者进行。明中叶后,胡登洲等人开始创办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或回文大学),由阿訇招收学生(满拉),传习伊斯兰教功课,以培养宗教人才。经堂教育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专门培养阿訇的大学、成年穆斯林传习宗教知识的中学及儿童学习经文、宗教常识的小学。清代经堂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其课本“十三本经”基本定型,经堂语言更为丰富。但是,经堂教育所存在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了出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伊斯兰教育的需求。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迨辛丑和议既成,国民愤战败之辱,纷起图强”。王宽、童琮、马邻翼、保廷梁等回族先进知识分子“乃崛然而起,以为拯救此积弱已深之中国回民,更非改善学制莫由”①,遂掀起了创办新式回民教育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