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轿风俗的兴衰

　　轿子是一种以人代畜、以人抬人的落后的旅行工具。我国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有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协将而来”。何休注：“者竹，一名编舆，齐鲁以此名之曰协。将，送也。”到五代时，乘肩舆之风已渐通俗。《旧五代史》卷六十七《卢程传》云：“时朝廷草创，程受命之日，即乘肩舆，呵导喧沸。庄宗闻诃导之声。以询左右，曰：‘宰相担子入门’。庄宗见之笑曰：‘此所谓似是而非者也。’”，《说郛》卷十二《悦生随钞》引《孟昶传》云：“昶母李氏，随昶入京师，太祖屡命肩舆入宫。”据上可知，五代之时宰相乘肩舆，妇女乘肩舆，此视唐制之不许辄乘，可见肩舆已渐通俗。

　　宋朝南渡前后，轿子甚为通行，不但贵人乘之，富人亦多乘之。《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云：“元祐初，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辞不敢当。”邵伯温《闻见录》卷十一云：“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守，每出不过前驱三节，后官宫祠，乘马，然不张Ⅲ，自持一扇障日，伊川谓之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公日：‘某但求人不识耳!’王荆公辞相后居金陵，亦但乘驴，或劝其乘人肩舆。公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敢以人代畜!’乌乎!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乃绝交，惜哉!”《朱子语类》卷一二八：“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乘轿，如王荆公程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马，或有老病，朝廷赐以乘轿，皆辞而后受，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

　　这种以人代畜的落后工具，到明代中叶由于贫富两极分化更为殊绝，乘轿之风更加盛行。谢肇涮《五杂俎》卷十四云：“国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许乘轿。三五十年来，郎官固皆乘马，后因乘马不便，始以小肩舆代之，近日遂无乘马者矣。晋江李公为宗伯时，曾严禁轿，然终以不便，未几即复旧制。初，进士皆步行，后稍乘驴，弘正间有二三人共乘一马者，其后亦皆乘轿。予以万历壬寅登第，时郎署及诸进士皆乘马，遇大风雨，间有乘轿者，迄今二十年，而乘马者绝迹矣，亦人情之所趋也。且京师之人衣食于此者殆及万余，非惟不能禁，且不必禁矣。

　　从清朝到民国，乘轿之风，也一直未稍衰。直到解放后，由于人民当家作主，这种以人代畜的落后行业，才强行禁止。个别地方和少数民族地区结婚抬喜轿的风俗，则偶或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