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彝文文献载体形制

　　近现代流传于彝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纸书、皮书、布书、岩书、瓦书、木牍、木刻、金石铭刻、印玺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纸书包括抄本与木刻印刷本两种。

　　抄本：彝文文献抄本大多由毕摩(祭司) 世代传抄流传，用纸多为土纸和绵纸，用毛笔或竹签从左至右直书。文体多属五言句，一般没有断句，用一似带尾云朵图符或三角符号表示某段完结。有部分抄本是先用黑墨或红黏土研成的红墨在纸页上分划若干纵格，再将彝文直书在格内，据说此是简束书的遗式。有的彝文文献抄本还采用大量的插图，插图有单色或多色。多色插图一般先用黑线勾画物体轮廓，再用黑、红、黄、白、蓝等彩色添色。插图有的是配合书本文字内容而绘，有的则与内容无关，仅做一种装饰而已。

　　彝文文献抄本均无“前言”“后语”，书名则根据全文内容，不加任何修饰，简短而朴实，准确地予以命名。绝大部分不署抄者姓名和年代，即使偶尔有之，所署年代一为当朝皇帝年号的汉音彝写，此种多见于清代抄本。另一为十二属相纪年。从现存并署有年号的抄本来看，仅少部分为明代，大部分则属清代。

　　木刻印刷本：迄今发现的彝文文献木刻本，仅有云南武定的《劝善经》 (亦称《太上感应篇》)、《神威经》和《哎哺洁净经》，红河的《妮节审》 (《道德经》)、元江的《色尾处莫》(意为“做人之理”)，四川凉山的《玛木特衣》(教育经典)，贵州的《摩史苏》(毕摩用书)。在彝文文献木刻本中，《劝善经》是字数较多，刻印较精而有代表性的一部。此书系用绵纸印制，用丝线装订成蝴蝶装本，全书共59个印版(每版两页) 共118页。此书印行数量较大，旧时武定、禄劝、元谋等县彝族毕摩几乎人手一册。目前，不少彝文文献收藏单位均收藏有此书。仅北京图书馆馆藏就有16本。此书没有署译者姓名和雕刻印刷年代，根据马学良先生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彝语词汇、语法结构、作品风格，以及彝文字等研究，判定其约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 年) 左右雕刻。

　　皮书：即书写于畜、兽皮革上的彝文文献。据贵州威宁县民委介绍，一个名叫威廉·梅斯的法国军人，曾于1872年从威宁彝村掠走了一份书写在羊皮上的彝文抄稿，该皮书还用红颜色勾画人物图案作为边饰。目前间或可见的皮书，仅是用作书本包皮的羊皮或麂皮上写有书名一类。

　　布书：目前能见到的所谓布书，仅是有些彝家堂梁挂红布和财门布上绘彝族八卦图的同时写有彝文，以及作为书本包皮的布面上写有的彝文书名。

　　岩书：据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研所师有福同志等撰《弥勒原始崖画的发现及其内涵》一文载(参见《红河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在南盘江东侧海拔1800多米的高山悬崖之间，1982年发现金子洞坡崖画，1983年发现高甸红岩崖画。1994年年初，有关研究人员对上述两处崖画作实地考察时，又发现老虎山崖画。三处崖画画迹均系用手指或树枝蘸赤铁矿粉与动物血、植物汁等调配成紫红色绘制而成。其中金子洞坡画面长10米，高3米，绘有古朴粗糙的人物、太阳等图形，并于画面左上角有五个彝文大字，汉意直译为“默逃三岩度”，意译为“默部(彝族古部落名) 后裔阿哲逃难于三岩生存”。老虎山崖画则是在一岩石洞穴内，画面以人物、动物、供品及十四个彝文组合成整体，彝文可意译为“觅食求生洞穴居地摆献生神至上”。根据云南沧源、广西右江等崖画的图像、颜色、风格、内容比较，他们认为弥勒崖画更为原始，推断作画时间约在3000年以上，甚至更早。

　　瓦书：据报道大理、巍山有唐代的有彝文字瓦出土，一般民间则用石灰浆在板瓦凸面书彝文“福、禄、寿、喜”等字，用作正屋厦沿盖瓦，此类瓦书在武定、禄劝彝村偶有可见。

　　木牍：即书写在木牌上的彝文资料。此类木牍一为灵牌，云南弥勒县一带彝族多在木牌上用彝文写亡者姓名及生卒年月，作为灵牌供奉;二为咒牌，四川凉山彝族在举行驱鬼祭仪时，多在木牌上画鬼像，背面写有彝文咒语。

　　竹简：曾于1985年得悉云南宣威县有彝族毕摩珍藏有彝文竹简，未待前往实地考察，却闻该毕摩所居彝村失火，彝文竹简连其他抄本遭火焚尽。其后作者在武定万德亲睹一付用于占卜抽签的陈旧竹简，一面分别刻有彝文序号，另一面则书写对应的彝文解语。

　　木刻：彝文木刻一为前述的彝文文献木刻印刷雕版，目前所见有现存北京图书馆的《劝善经》印本雕版，以及云南元江县洼洷乡邑慈悲村民何长安珍藏的《鱼尾处莫》印本雕版。《鱼尾处莫》印本雕版原有40块，现存25 块。每块长18厘米，宽26厘米，正反两面均刻有彝文，每面分两页，现存部分共一百页，总计1500余字。

　　金石铭文：即铭刻于金石上的彝文文献。其中金属铭文主要是铜器铭文，现收藏于贵州大方县的罗甸水西铜钟最具代表性。此铜钟体高135厘米，口径110厘米，厚1厘米，重约300千克。钟面铸有彝汉文合璧铭文，因汉文注明其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 而被称为“成化铜钟”。彝文共230 字，主要表述了彝族安氏土司建祠铸钟，祈求祖宗神灵庇佑之愿。

　　石刻彝文文献在滇、川、黔三省彝区都有发现。滇、黔两省彝区彝文石刻大都可推算或署有镌刻年代，而四川凉山一带的彝文石刻多不署镌刻年代，一般刻于大石头上且字数较少，刻工较粗糙。就目前尚存的石刻彝文文献来看，可分为摩崖、纪念碑、乡规民约碑、墓碑、指路碑、地界碑、山神碑等几类。

　　摩崖：彝文摩崖多是彝族土司自颂历代兴隆之事，如著名的云南禄劝镌字岩彝文摩崖，刻石面长178厘米，宽70厘米，彝文从左至右直书，32行4 个段落共563字。记述了宋代云南大理段氏政权时期，号称“雄冠三十七部” 的罗婺部酋凤氏自其祖阿而至益振共12代间的兴盛史。根据方志汉文史料比照研究，此摩崖镌刻于明嘉靖十年(1531年)。又如云南元谋县江边乡卡莫彝村旁，当地有一俗称“石城花园”的岩壁上，摩崖彝文120字，内容为武定县环州李氏土司自颂其家道兴隆事，旁有题于清康熙年间的八首汉文七言绝句，署名“环州主人”或“环居主人”，彝文摩崖年代亦当为清康熙年间 (1662~1722年)。再如贵州纳雍县治昆区坡其乡扯拨箐岩上的彝文摩崖，刻文石面高118厘米，宽62厘米，镌刻有彝文510字。记述了当地彝族卜氏，为“修路者寿长龄高，子孙延嗣”，在近邻的赞助下，于扯拨箐大河上建桥的经过。该摩崖镌刻于清乾隆二十九甲申年(1764年) 仲冬。

　　纪念碑：此类碑刻也是一般刻文面积较大，字数多，记述了一定的彝族史实。如现为贵州大方县文物所移藏的“妥阿哲纪功碑”，残余刻文179字，记述了蜀汉建兴年间，彝族酋首妥阿哲在诸葛亮南征时，“献粮又通道”助征有功，受封爵禄之事。

　　乡规民约碑：云南武定县发窝乡大西邑村中，原立有一高约150厘米，宽约60厘米，用彝文刻述的乡规民约碑，内容为全村共同严格遵守公山封山规约，保护乡土，抵御外人入侵等。此碑于“文化大革命”中被移作沟桥，后裂碎而不存。

　　墓碑：这是彝文碑刻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多见于滇、黔两省彝区，四川凉山彝区则少见。这与各地彝族葬俗有关，滇、黔两省彝族从明末清初以来多行土葬而立有墓碑，凉山彝族则一直行火葬，一般不立碑留名。据初步调查，贵州已发现彝文墓碑250多块，云南发现700多块，仅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即查明500多块，其中绝大部分在武定县境内。彝文墓碑的内容大多为详略不同的家谱或先祖创业经过、墓志等。

　　地界碑：此类碑刻数量较少，但滇、川、黔三省均有发现。如四川西昌市北山有彝族罗洪家开拓土地的石刻彝文地界碑多处;云南路南县北小村的彝文地界碑，刻明该村地域的四至;云南禄劝县云龙乡安则箐的山崖上有一方彝文摩崖界碑，用以武定、禄劝两县划界。

　　山神碑：此类碑发现数量亦较少，一般立于山神象征物的前面。如武定县东坡乡矣木古彝村后山供奉有一石虎，其基座前立一彝文山神碑，共30 字，内容为石虎是该村山神，祈求虎神保佑全村人丁兴旺、六畜安宁、五谷丰登;该县发窝乡康希德彝村后山山神树前供立一碑，除彝文碑文外，还于左右两侧刻有彝文对联一副，其汉意左联为“祈求山神验”，右联有“保护子孙昌”，横批为“祷神如在”，彝文碑文共105字，内容与对联相对应。

　　印玺文：印玺的质料有木、铜两种。明末清初，在现今建水的临安府，进行科举“乡员”考试中，设有汉文和彝文考试，汉文考“乡员”，彝文考 “毕摩”，凡通过“毕摩”考试中举者，颁发毕摩铜铃，并于毕摩所用抄本上加盖临安府汉文府印和彝文府印，承认其有资格行使司祭之职。这种曾加盖有临安彝、汉文府印的彝文文献，目前在滇南一带偶有可见。

　　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和重要载体的彝文文献，以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彝族古代社会的各方面，客观地反映了彝族社会发展历史，它是彝族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由于彝族社会发展史上未曾出现过巫史的真正分离，彝文文献多由彝族巫职毕摩的传抄而世代传承下来，并且多用于巫事，这是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原始共性。

　　对于彝文文献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前人曾在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过各自的看法，清道光《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附录“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中说：彝文“书籍有曰命理，言性理者也;曰苴载，记世系事迹也;曰补书，巫祝书也，曰弄恩，雅颂也;曰怯杰，讽歌也;又有堪舆禄命书。”安国泰将其所见的彝文文献按内容大体分为六类。19世纪末，法国天主教神父保罗·维亚尔来到云南路南县彝区进行传教，此间他搜集了大量的彝文文献，发表了有关研究文章和著作，同时编纂出版了《法罗字典》，并将他所见彝文文献按天主教观点进行分类。(1) 创造说，世界的开始、人类的由来; (2) 人类的三体合一反抗神圣的三体合一; (3) 世界的大旱时代; (4) 世界的洪水时代; (5) 世界的黑暗时代; (6) 人类的救援等六类，这显然仅依据彝文文献中有关创世神话的时间顺序来分述。法国少校多龙曾于1906年至1907年率队考察滇、川、黔彝区，其间将大量彝文文献盗运回国，并对其所了解的彝文文献内容分为： (1) 家族谱系， (2) 洪水传说， (3) 人类分布说， (4) 计数术， (5) 飞禽走兽述录， (6) 山河记录等六类。以上对彝文文献的分类，因仅据一地之见，未能概括彝文文献的全貌。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马学良先生深入云南武定、禄劝、宣威、寻甸等彝区，对彝族的宗教礼俗、语言文字进行调查研究，并对其在武定禄劝收集到的彝文文献(现藏于北图、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地) 进行分类。 (1) 祭经，即作斋经、作祭经、百解经、除祟经; (2) 占卜经，即膀卜经、鸡骨卜经、签卜经、占梦经; (3) 律历; (4) 谱牒; (5) 伦理; (6) 古诗歌及文学; (7) 历史; (8) 神话; (9) 译著等共九类。由于马先生调查的深入，并身体力行地研习彝语文，接触和掌握的彝文文献量多且内容丰富，他的分类简明，基本反映了彝文文献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