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第9页]

　　四、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共产党对它的成功的情报渗透有密切关系

　 　在四十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这就是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 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自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就不再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相 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经常得手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红军的保 护才能生存。1933一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 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

　 　抗战军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对共产党确实比较亲密和友善，“中统”原来是全部对付中共的，但在抗战后，“中统”将对共产党的工作 压缩为一科，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原来专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转向”人员，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余飞、王云程、袁家墉、汪浩等，都允许其离开各奔前程。 1939年后国民党开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张浩《党的建设》小册子的强烈刺激，以及由敌后八路军的发展、扩张而带来的两党关系摩擦。但是国民党的“反共”、 “限共”又受到苏联、英美和国内社会舆论的相当的牵制。于是，1938~39年，就成为中共向国民党党政军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 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建立了 一 系列情报关系，重点针对国民党党军政大员和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员，对地方实力派，对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积极做统战和情报收集的工 作，总之三教九流，全面撤网。这些人中有“东北总会”的阎宝航、白崇禧的秘书谢和庚，以及黄慕兰、董竹君等等。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 的 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为党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给予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 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 用”。中共西安情报处庞智(王超北)系统下的中统陕西站主任李茂堂，就是前“转变人员”。李1926年参加中共，1935年被捕，次年自首，后加入“中 统”，从1941年开始就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直到1945年11月后才作为特例，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入党，并由康生代表中央，当着王超北和李茂堂的面，任 命王超北为“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争取李茂堂为党工作，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有资格出席由胡宗南亲自主持的极机密 的、出席者均须化名的 “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李茂堂将每次的会议记录“都按期交给西情处”，“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统的电报密码告诉我党中央，中央因此破译了许多敌人的重 要军事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