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林黛玉人物分析 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和抗争者

　　在封建时代，最不幸的大概莫过于妇女了，因为她们不仅要忍受男性的粗暴统治和对待，而且要比男性受到更多更严厉的精神束缚和压制。我们常说的封建礼教压迫，主要就是针对妇女的。

　　对于女性——无论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封建制度都有一整套礼教的规范和要求。合乎这个规范的，就是贤惠的;否则便被看作是没有教养，有失体统，甚至是大逆不道。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无数的贤女子，她们也曾进入过文学的殿堂，但作为文学形象，最有光彩的无疑是那些具有叛逆性格的女性。曾经给《红楼梦》以深刻影响，具体讲，给黛玉以深刻影响的我国古典戏剧名著《西厢记》和《牡丹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和杜丽娘，就是这样两位叛逆的女性。林黛玉正是继承了她们的传统，并使之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

　　在封建社会，礼教对女性的压迫是沉重的，令人窒息的，但同时又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它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管束着妇女的思想行为、言语举止和一切方面。

　　古人有一句家训格言，叫做“女子无才便是德”。意思是说： 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晓明大义，这固然是贤德，但这种人不可多得;多的是通文识字便去看戏曲小说，挑动邪念，甚至舞文弄墨，做出无耻丑事，所以反不如不识字、安分守拙的好。按照这个标准，《红楼梦》里的薛宝钗首先最符合，她既有才，又晓明大义，是不可多得的贤德女子;其次是宝玉的寡嫂李纨，她未出嫁时父亲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使她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的几个贤女，而只以纺绩、打水、舂米等家务为要，她算得上是比较典型的“无才便是德”的女子。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黛玉，她的所言所行恰恰表现了与上述礼教规范的尖锐对立。

　　林黛玉是大观园里最有才华的才女，小说第五回写她的判词，其中的一句叫做“堪怜咏絮才”。咏絮才，便是指女子敏捷的才思。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 晋代女诗人谢道韫，聪明有才辩。一天大雪，她的叔叔谢安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她的堂兄谢朗先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赞赏不已。用“柳絮因风起”比喻白雪纷飞，当然要比她堂兄的“撒盐空中”形象贴切多了，所以后世遂以“咏絮才”形容有才华的女子。我们综观小说的艺术描写，无论是她的口才还是文才，确都是诸姐妹中第一流的。特别是她的写诗的才能，小说作了充分的描写。虽然在这方面薛宝钗和她不相上下，但相比她更具有一种诗人的灵感和气质。

　　林黛玉有才，但她却不像古训所教导的那样晓明大义。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女子，她的晓明大义首先表现在她应劝说和帮助自己所倾心的男子(丈夫)立身扬名，走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薛宝钗就正是这样做的，所以她称得上是一个贤德的女子。而黛玉则不然，她“自幼不曾”劝宝玉“去立身扬名”，从不和宝玉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对他和官场上的“臭男人”接触交往也颇不满，只希望他在自己的身边，每天沉湎于情意绵绵的个人情感天地，厮守自己一辈子。正是在黛玉这样的“知己”和其他姐妹丫环的影响熏陶下，宝玉变得越来越没“出息”，完全置功名事业于不顾。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黛玉也许算不上是一个好恋人和好妻子，因为她对未来丈夫的事业不仅毫无帮助，相反是一个劲拖后腿。但我们要知道，黛玉生活的是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当时的封建阶级已经腐朽没落，走到了即将灭亡和崩溃的前夜。在那个时代热衷于功名利禄、仕途经济，那是进步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所不齿的“禄蠹”的行为。黛玉的从不劝导宝玉去“立身扬名”，在当时正具有叛逆封建礼教的进步意义。

　　林黛玉有才非但未能晓明大义，相反她正像古训所告诫的，喜看戏曲小说，因而挑起“邪念”，坠入礼教所不容许的情网，做了卫道者心目中的所谓“无耻丑事”。小说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就集中描写了黛玉喜看戏文、喜听艳曲，并因此挑起“邪念”的种种表现。当黛玉盘问出宝玉私藏的《会真记》(即《西厢记》)一书时，她马上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并笑说：“果然有趣。”在同宝玉打趣斗嘴时，还顺口引了其中的曲文：“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银样镴枪头。”紧接着，十二个女孩子演习《牡丹亭》的婉转歌声，特别是那优美的唱词，使她十分感慨缠绵，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以后“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以致“心痛神痴，眼中落泪”。《西厢记》、《牡丹亭》给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致一次在行酒令时，黛玉竟脱口而出念了两句《西厢记》、《牡丹亭》里的词句，被宝钗事后训导说：“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里说的是什么?”黛玉的感伤情绪和她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和这些进步戏文的萌发催动分不开的，所谓“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便是指此而言。诸如此类的思想行为，无疑正和古训所要求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相违背，它是黛玉叛逆性格的又一个重要表现。

　　封建礼教要求女子的“无才便是德”，还包含了这样一层含义，这就是薛宝钗所训诫黛玉的：“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就是说，女子连作诗写字也不应该，该做的只是些针线纺绩的事。这在大观园内大概只有李纨能够做到，其他姐妹则在努力去做，而唯有黛玉，把作诗吟赋当作了分内之事，而把针线纺绩放在一边全然不顾。一次黛玉铰了湘云为宝玉做的扇套子，湘云为此当然不太高兴，她和袭人谈起此事：

　　史湘云道：“越发奇了。林姑娘她也犯不上生气，她既会剪，就叫她做。”袭人道：“她可不作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她劳碌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烦她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呢。”

　　从袭人和湘云的言谈中，我们不难看出黛玉对于针线这些妇女本分的漠视，袭人和湘云的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她们的不满正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多数人的看法。

　　林黛玉对针线活毫无兴趣，而对写诗填词这些分外之事却异常起劲。她不仅自己是大观园内首屈一指的女诗人，妙绪泉涌，多次夺魁，而且还热心教香菱学诗，引的香菱茶饭无心，坐卧不定，使本来呆头呆脑的香菱“越发弄成个呆子了”，以致宝钗要找黛玉“算帐”去。该做的本分事不做，不该做的分外事大做，这怎能不引起其他人特别是女夫子们的反感呢?

　　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还包含了女子待人处世应安分守拙的意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会做人，或者说做人要聪明些。在这方面，薛宝钗堪称是一个典范。可对黛玉来说，这种聪明的做人之道她连考虑也没有考虑过，我们看到她想说就说、想恼就恼、想哭就哭，一切都根据她个性的好恶、凭着她感情的流转，毫无顾忌地率性而为，既不经过任何的修饰，也没有半点掩藏。薛宝钗被她不止一次讥讽过，史湘云被她恼怒过，绘画才能平常的惜春被她打趣过，忙于夜赌的老婆子被她揭穿过，粗俗有趣的刘姥姥被她挖苦过，有头面的管家太太被她得罪过，没时运的赵姨娘被她冷落过，絮聒得令人讨厌的李嬷嬷被她斥骂过……其结果，她在大观园里得到了“好使小性”、“尖酸刻薄”的恶名，上上下下得罪了许多人，却还不知道是怎么得罪的。其实她不过是心里怎么想的，也就口上这么说的，而口上说的，又往往是别人所不肯说的生活中的真相。本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是一个人做人应有的道德;但在黛玉所处的环境中，这样做反而会招来非议和指责，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的不正常环境。而黛玉作为一个弱女子，竟敢于反其道而行之，这不能不使我们佩服她那像水晶一样清澈透明的心。

　　林黛玉，这是一个只知道信从自己的感情，而不知道顺从世上人情的人;同时，她又是一个只遵从人格的真诚与尊严，而不屈从礼教的虚伪与威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