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仲德先生《中国音乐美学史》再读札记[第6页]

　　蔡先生认为批判精神与忧患意识为治学之本，早在第一部专著《中国音乐美学史论》中，他就阐明了自己的治史态度：“史学的研究应是‘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结合。研究音乐美学史本身是‘我注六经’，必须恰如其分地把握古人的思想；研究的目的则是‘六经注我’，为建立科学的音乐美学体系服务。……二者究竟做得如何，又结合得如何？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作者并非为著书而著书，为历史而历史，书中蕴含着深情与深思。面对历史，作者追本溯源是为了返本开新，以至于满怀热情地与来自其他传统的文明对话，而绝非抱残守缺。

　　蔡仲德先生个性鲜明，具有敢于直言不做调和折衷的学术风骨，人文不二，并以自身的人格力度去抵御社会大风气带来的侵袭与不适。笔者以为，即便将《中国音乐美学史》视为一部“音乐美学思想史”来读，将此中的精神视为追求主体自由与解放、高扬人的主体性的“人本主义”宣言，应该不会曲解作者的初衷。

　　结语

　　21世纪以来，一部分音乐美学学者逐渐向其他研究领域靠拢、转向，甚至走出美学，开拓出了新领域。在中国音乐美学的教学方面，以往对文献梳爬剔抉的“乐论”类的单一课堂模式被打破。萧梅教授在“传统音乐美学”课程中，将“体认感性样态”作为切入点与“史论”结合；王次炤教授在上世纪末已开设“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考察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观念和形态之间的联系，坚持了其自90年代以来注重“音乐形态”的生成发展与“审美观念”演变过程之关系的理念；叶明春教授在教学中倡导回到“原典”，通过温习经典文献，开拓学生对中国音乐美学原创性思想的新知；等等。

　　当代学者从自身知识结构与志趣出发，放下手中争论已久的老问题，自觉并自由地选择研究方法和视域，探索学科的发展。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基石而非界石，中国音乐美学领域还有丰厚的宝藏等待开掘，唯如此，中国音乐美学的研究才能突破单向度的轨迹，朝着更丰富完备的方向行进。然而，我们对文献的研究依旧乏力，对于传统文化的消化还存在很多问题。中国音乐美学范畴与命题的考证、音乐哲学思维的辨析与讨论，未及十年，便冷清了许多，在书桌前埋头于钻研文献史料的学者已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学科繁荣场景下的一份遗失。

　　蔡仲德先生曾说，“要了解我的思想、了解我的人，就去看我的书。”试读其专著《音乐之道的探求》中《<管锥编>（谈艺录）乐论商兑》、《论现代音乐要走出误区》几篇，便可知其旧学之邃密、新知之深沉了。因为深味传统的弊病，他才有了摧枯拉朽的渴望，从专制传统的滥调里走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1986年，他曾谈到：“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大讨论正方兴未艾，它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古代音乐美学思想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它的估价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估价。……对于中国音乐美学史，（我）只能是边学习边摸索……因此，我更热切地期待读者们批评指正。”先生在世时提倡开诚布公的争鸣精神，鼓励后学畅谈异己观点，时隔近三十载，后学不揣卑微，以敝帚之见求教于方家。

　　谨以此文奉于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