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公关的中国式道歉[第2页]

　　如果换种表达方式，无论是道歉者，还是索歉人，当然还包括围观群众，在各自面对道歉的姿态里，只是将道歉定义为修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只要达到了这样的目的，道歉就算是成功的。

　 　可谁又曾关心，这样的道歉注定参杂了太多的功利元素，自然就抛弃了道歉本身所必须具有的真相与反思。而以道德为出发点的道歉，为了能够使得索歉之人亦或 者围观者更容易接受，那么就必须放弃从自身良心出发，而按照索歉之人的口味进行道歉，所以在很多的道歉中，都往往要“深挖”令人满意的犯错的思想根源，如 贪官的道歉，往往强调“放松警惕”，红卫兵的道歉，往往说“自己年少无知受人蛊惑”，总之，道歉源起的那次错误，仿佛是一次意外的失足，在“不可抗拒”的 大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行为。

　　这个过程中，道歉没有确定对象，也是放弃良心与真相反思的一个因素。人们看到，道歉的对象往往是大而 虚无的“公众”，看似人人都在审视着自己的错误，实际上你的错误究竟伤害了谁，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也因此，你的道歉有没有道歉本身应该得到的成效， 谁也说不准，而对于道歉者来说，求得自己给自己的一份宽慰，求得人际关系的一次功利性修复，这就足够了。

　　韩寒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 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式逻辑。而道歉似乎也是如此，一种是基于真相反思与良心发现的道歉，一种是为了道歉而道歉的中国式道歉。简言之，不求是非真相，不论 诚意，更不管道歉对象是谁，只求一句“对不起”。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很多人还一厢情愿地将这种“中国式道歉”理解为“忏悔”。这便使得道歉如同“重新做 人”一样，原本只应当在良心受困于囹圄之时才表达的东西，如今像极了一句公关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