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导演电影《一九四二》豆瓣影评|《一九四二》观后感[第2页]

　　按照这种所谓“大历史观”，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年都属于中国社会中的革命派力量，他们都认为中国社会需要通过强力的革命途径加以改造，在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包括平均地权在内的民生改造的大目标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也是国共一度紧密合作的基础），甚至在革命过程中需要使用暴力和激烈的手段这一点上也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在改造的政策目标的先后次序和路径选择上，二者有明显分歧。国民党的主张是先从上层机构的建立着手，为达这一目的，在使用暴力手段之余，不惜与旧式精英阶层达成一定的妥协与让步，甚至暂时不去触碰基层的社会关系（“平均地权”这样的目标就被置于较后的位置），待上层改造完成后，再慢慢着手改造基层社会的结构。这种路径方案的好处是对旧精英阶层的冲击小，阻力相对较小，再加上蒋介石本人在执行过程中的种种权谋手段，纵横捭阖，在政治上容易获得进展。但是其缺点也恰恰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社会基层的结构（用唯物史观的说法，是没有改变封建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其对社会上层机构的改造也必然是不彻底不牢固的，也是缺乏根基的。更由于相对忽视下层民生的建设，在本国资本先天不足，又面临外来压迫特别是日本这样的强邻入侵的情况下，下层的困窘导致矛盾的激化和社会的分裂。最终又因不能及时调整策略，反而试图以武力强行镇压异己，导致政权加速崩溃。而中共的选择是从社会基层的改造入手，为此不惜以激烈的阶级斗争手段消灭和改造部分上层精英。这一方案能从根本上撼动中国传统的社会生产关系，但是面临来自社会精英层的阻力较大，在政治上容易引发激烈的反弹，因此后来在革命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也逐渐修正了自己的政策，扩大了对上层精英的政治联合，减少了革命的阻力，终致阶段性的成功。
　　黄仁宇认为，国共两党在改造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的大目标上，本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但由于路径选择的不同，渐行渐远，又因国际形势（冷战格局）的驱纵和一些错误政策的实施（包括残酷的清党和各种极端的恐怖暴力）所导致的仇怨，终致兵戎相见，水火不容，造成激烈的内斗和民族元气的损耗，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然而，这种惨烈的内争能否彻底避免？黄仁宇却也认为未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考察了欧美各国的历史后，对于各国革命得出这样的认识：
　　“因为牵涉广泛及于全民。干预之程度又深，影响到各人思想、信仰、财产、职位，以及衣食住行，所以每一国家必受有内外至大之压力……在过程中也难免流血暴动，并且旷日持久。举凡英国亘十七世纪之动乱，经过内战、弑君与复辟各阶段，最后由光荣革命完成。法国亦经过大革命，又演变而为拿破仑战争，震荡中外数十年，同出于这一范畴。美国将英国业已改造完成之系统加于一个空旷地域之上，好象避免了这段煎逼。只是南部用奴工，违反了公平而自由交换之原则，仍待数十年后由南北战争而改正。”（《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由于社会认知的不同，由于所倚重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力量的不同，当年在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曾有过许多相互竞争的势力和不同的方案，国共两党一度曾是革命的同路人，但终因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并从此长期互指为匪为盗，为反动为落后。然而如果从大历史观来看，则双方都在一个共同的大历史进程中分别对国家的进步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也都有各自的局限。从后来的演变看，国民党在台湾也不得不通过国家强制式的政策施行土地改革，再加上台湾社会较高的起点，从大陆带去的丰厚资金和人力，外加美援扶持，配合原较发达的上层机制终于发挥作用，在现代化上取得先行的成就。而共产党在大陆夺取政权，通过底层动员完成国家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之后，也不得不更加重视上层组织的现代化建设，并且和台湾一样采取重视对外贸易和出口的重商主义的战略，终于在21世纪的今天初显后来居上大国崛起的态势。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不是也可以称做一种“殊途同归”呢？
　　在这种大历史观审视下的一九四二年，对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随着美国全面对日开战，抗战不再是中国这一落后农业国独力对抗日本这一先进发达之工业国，而是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中华民族在经历数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之后，终于赢来了最后必胜的曙光。这一年，加诸中国头上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开始取消，列强的治外法权被废除，由于苏联对德作战无暇东顾，新疆得以乘机归顺中央，中国以反法西斯主要国家的身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已隐现战后跻身四大强国的端倪。但与此同时，长达五年多的战争，亦使中国的国力民力和战力消耗透支达于极点，几乎到了处处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地步（中共方面也自认1942年是抗战以来最困难之一年，在日军重点进剿下，所辖地区大幅缩小），以至蒋介石感叹：“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河南大饥荒在这种背景下发生，数百万生命殒失，也只能看作是抗战八年巨大民族牺牲之一部分，亦是中华民族苦难多舛命运之写照。

　　
蒋介石与罗斯福、邱吉尔会唔

　　本来，八年抗战的胜利，使蒋介石和他领导的中华民国的声望达到了一个最高点。可惜，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实力的政治人物，蒋没有抓住历史赐予他的机会，他认为自己在权位政斗中的成功（其实有许多偶然因素）表明他所推行的是一条绝对正确的道路，任何反对他政策的人物及党派均是在破坏他振兴国家的大业，他也想象不出如何才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内部的治理，而不必以最残酷的阶级斗争方式对共党加以肉体消灭。其结果，他的战争机器被更强大更灵活的对手的战争机器所粉碎，他的阶级斗争也被动员更加彻底的对方的阶级斗争所打败。

　　历史常常在矛盾运动的两极间摆动波浪式地前进。毛泽东作为一位哲学家，曾著有《矛盾论》，其实蒋介石对于历史的辩证法又何尝没有认识，在1944年5月31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恶果，在昔日反视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而对于毛蒋两位历史人物，黄仁宇亦曾有相当精彩的评论：“各种行动在历史上的长久意义，可能与当事人眼中所看出的不同……他们在人身关系上或为对头，可是在大范围内却又不经意地彼此支持。”
　　俱往矣，对未来，两岸中国人能否跳出历史上个人间、家族间、地域间、阶层间、政党间的恩怨情仇，能否跳出非此即彼，你错我对，你死我活的斗争史观，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当中，互相体认各自的苦心孤诣，检讨各自的成败得失，共谋中华复兴的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