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音乐学研究中“跨学科”问题的认识[第2页]

　　作为一个音乐学工作者，在子学科内部的“跨学科”问题上，我尝试着追求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音乐形态学（即音乐技术理论）三者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支撑。首先是音乐史学，既要深入掌握音乐家在特定时代、社会、文化、思潮、环境下所处的具体境遇，更要关注音乐家自身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体验，而这一切都应建立在扎实的第一手资料之上；其次是音乐美学，它涉及到从对音乐作品的感性把握和体验，进入到对音乐作品的精神内涵进行理性反思的层次，从而使我们的音乐史学研究摆脱单纯的史实描述和史料堆积，而富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同时也使我们的音乐美学研究避免单纯的抽象思辨话语而更具有历史感和说服力；再次是音乐形态学，即通过音乐技术理论的介入，对音乐文本进行技法、风格的透彻分析。只有实现上述音乐历史、音乐美学、音乐技术理论三者的相互跨越、融合和渗透，才有望实现对音乐作品进行“阐释”的最终目的。我在一部著作中曾指出：“要深入到音乐文本自身，因为任何精神性的内涵只能通过对音乐文本本身的透视才能得以阐释。”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实现子学科之间的跨越时，最理想的情况是，同时努力实现从相关上方诸学科领域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以充实和丰富子学科的内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上述两个层次真正整合在一起，以实现更高层次的“跨学科”理念。

　　对于本人来说，与之发生本学科之外学科的关系的，主要是哲学和一般美学，而这两者又往往是连通和纠缠在一起的。这里主要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唯物史观一美学观，和20世纪西方现代哲学一美学观中某些重要的合理成分：

　　1.作为基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唯物史观和美学观，其中包括经济基础与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L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相互作用；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变革的诸多条件；艺术的发展与特定社会状况的复杂关系；贯穿始终的强烈的历史意识；要求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和社会存在的条件，从中找出相应的包括哲学、美学在内的观点；人在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对象世界中，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以复现自己、肯定自己、观照自身。

　　2.20世纪中叶出现的以“法兰克福学派”为标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和复杂的艺术现象的尖锐的批判意识和批评实践，这对认识现代西方音乐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所启示。

　　3.现象学哲学一美学将认识的对象从客体转向了主体，这启示了我们将音乐艺术的本质有意识地从人的丰富、复杂的意识、意向活动，也就是从人的主体方面去理解，而意向性理论的建构使对艺术作品存在方式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此刻使我想起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已说过的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就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4.历史释义学和哲学释义学。前者重视艺术作品的社会一历史内涵，强调对艺术作品的社会一历史地理解，而人的理解随着历史的演变，必然不断地被修正、改变和充实，同时在理解过程中也在加深对自身的理解；后者则把重心从艺术作品这个客体转移到审美理解的主体方面，强调艺术作品的意义只存在于主体对客体的理解过程中，并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生成和演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实现对历史上的艺术作品的合理理解，提出了历史视域和当下视域的“视域融合”，从而形成某种“新的视域”。以上两种释义学理论为我们当今研究“音乐接受”这个重要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理论参照。

　　5.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艺术符号理论”（应确切译为“艺术象征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领域中提出的“异质同构”理论基础上建构的“艺术象征理论”，论证了“情感”在艺术中的核心地位。“音乐是情感的象征”的论断，对当代音乐美学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和支撑。

　　应该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20世纪的这些哲学一美学流派就其根本的哲学世界观而言，常常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但是，对于本质上具有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在批判意识的主导下，汲取和接纳一切合理的东西以不断丰富自身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上应该具有这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以上便是笔者对音乐学研究中“跨学科”问题的认识。我曾将这些认识尝试着运用于自己的科研实践，例如对瓦格纳、肖邦的音乐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阐释，但因主客观条件所限，其成果只能是很有限的。在实践过程中，本人一直铭记在心的，是先哲恩格斯的一段名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