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学科结构变动的意义：以汉文化区音乐研究为例[第2页]

　　（三）考古学和文学研究的结合。一位具有丰富的田野经验的青年考古学者，把考古学方法引入文学研究，对洪水后再生人类的神话作了细致的类型学分析。

　　（四）民族音乐学和历史学的结合。一位训练有素的民族音乐学家，把历史学的资料与方法同田野工作相结合，考察了一个跨境传播的音乐现象——东干民歌。他的研究方法颇不同于传统的民族音乐学：不仅重视田野记录，而且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认识对象，既把东干民歌当作活着的、有着年代标记的民歌史材料来看待，通过对它的描述和研究，为中国民歌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活的参照系；又利用这个参照系，来反观中国西北乃至更多地区的民歌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这项研究，较好地揭示了汉民族文学艺术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五）音乐学和历史文献学的结合。三位来自音乐学院的博士生，通过对《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宋史·乐志》和《乐府诗集》的整理与研究，讨论了一系列关于古代音乐的文献学问题，比如官方音乐的记录传统问题、音乐文学经典著作的史料来源和编纂学问题，等等。他们的工作，不仅向中国音乐学提供了一个材料学基础，而且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中国音乐史被正确理解为关于中国音乐的记录的历史。

　　以上五项，后两项是同音乐学有关的。现在看来，这些经验主要有三个意义：一是培养了较稀缺的音乐学人才，比如能够从事音乐文献学工作的人才；二是打开了新的学术空间，比如跨境音乐文化研究的空间；三是取得了跨界研究的经验，比如使我们知道：跨界和接通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传承学术的方式。它能够像基因一样把几代人联系起来，最终造就一种新的学术。20世纪70年代末，当国家开始实行新的研究生培养制度的时候，许多学者提出，要以“鸡孵鸭”的方针造就新学科，以便和国际学术接轨。这一提法，正是现在的“跨界”、“接通”理论的先驱。

　　以上所述“鸡孵鸭”这句话，其实代表了我们从经验中得到的另一个重要认识：“跨界”和“接通”不仅是学术的要求，而且是人才培养的要求。因为“跨界”应该以跨学科的学术训练为基础，“接通”的前提则是掌握相关学科的学术规范。真正有效的“跨界”和“接通”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深厚的知识积累。正因为这样，它应该提高音乐学的规范性。反过来说，只有充分掌握相关学科的规范，尊重学术史的约定俗成，尊重研究对象在时空中的客观位置，我们才能进行有意义的“跨界”和“接通”。换言之，在我们看来，其实存在着两种“跨界”、两种“接通”：一种是激情式的，不作技术和资料准备的；另一种则是专业的，循序渐进式的。就此而言，哥白尼评论托勒密地心体系时说的一句话，值得我们引为警戒。哥白尼说：“它不是忽略了一些必不可少的细节，就是塞进了毫不相干的东西。”这句话，指出了进行“跨界”和“接通”之时最需要注意避免的两个错误。

　　三、关于“汉文化区音乐研究”

　　最近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国学术获得了新的视野，在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学科出现了以“域外汉籍研究”为名的新方向。与此对应，以中日音乐比较、中韩音乐比较为重点的东方音乐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为了配合上述工作，我最近启动了一个较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域外汉文音乐文献整理与研究”。它有以下要点：

　　第一，它的任务是对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它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主要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它所面对的汉文文献主要有乐书、乐谱、乐图、音乐仪轨、乐家文书等著述文体。它以资料整理为重心，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系统整理上述地区的汉文音乐文献，采用史料汇编、文献集成、史料叙录等方式编录相关资料；二是选取其中重要的音乐典籍，进行校释和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一个成熟的“汉文化区音乐研究”奠定基础。这也就是古话说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第二，进行“汉文化区音乐研究”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意义是远远超出音乐学的。因为古代的汉文化区有三个文化特征：一是使用汉字，二是崇尚儒学，三是施行礼乐制度。这三项特征，同时是汉文化在古代史上的三个价值标志。如果我们对东亚古代文化史作一个宏观的考察，那么可以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影响最大的一个运动是从黄河中游地区开始的汉化。汉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汉字、儒学和礼乐不断推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态，比如有完全汉化的形态，即汉族居住区中的形态；有不完全汉化的形态，即使用汉字的双语地区中的形态；有汉化退步的形态，即保留了汉字残迹的外语地区中的形态。由于礼乐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发挥积极作用，对文化的渗透最为深入，因此，“汉文化区音乐研究”将对由上述三种形态组成的东亚文化史做出深刻揭示。

　　第三，它有助于音乐学学科结构的良性变动。它不仅会改变传统的音乐观，使人们注意到音乐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礼制手段和教育手段的特质，而且会丰富音乐文献学这一学科。因为汉字音乐文献并非仅见于中国，而且见于东亚各国。中国文化向周边推进的过程，在域外造就了两大批文献：一是用汉字书写的儒学文献，二是用汉字书写的音乐文献。前者数量较大，后者则具有较细致的层次和较深刻的内涵。这首先因为每一个音乐品种的传播都是结构性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中需要保持音乐和制度的结合、乐人和乐器的结合、乐曲和乐辞的结合；其次因为它是跨文化的传播，需要采用多样的记录手段，包括记录事件、制度和思想的文字，记录歌声和乐器法的乐谱，记录乐器制作方式和演出位置的图画。这些复杂因素，使音乐文献的丰富性超过了其他文献。事实上，即使同过去的中国音乐文献学相比，汉文化区音乐文献学也将面对更复杂的对象，有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它将采用以下研究方法：一是历史比较的方法，亦即对不同地区的音乐史、制度史做比较研究，以揭示音乐的功能和汉文化区不同文化的特性；二是文化考察的方法，亦即通过考察东方价值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建立对于汉文化的特质及其生命力的新理解；三是音乐学的方法，亦即在新的资料范围中探讨中国音乐学、中国文献学问题，例如唐传古乐谱问题、唐宋乐调问题、书籍形态问题等等，由此建立一个可从文化角度观察东方音乐整体的学科。

　　按照规划，这一项目将在2017年前产生以下成果：（1）乐书集：《朝鲜半岛古代乐书集》、《日本古乐书集》；（2）乐书目录：《越南汉喃古籍总目》、《大陆音乐在日本的流传：汉文史料叙录》；（3）音乐史料：《越南音乐史料汇编》、《高丽一朝鲜文集和燕行文献中的音乐史料》；（4）乐书研究：《高丽史乐志校释与研究》、《越南歌筹》。相信这些成果将扩大中国音乐学的学术视野，使中国音乐学以更雄健的姿态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