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研究中的“跨界”认识[第2页]

　　再以音乐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为例，这也是最能体现音乐学研究对跨界方法运用的一个领域。社会学是以研究人和人的总体特征为核心的综合性、实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学从各个角度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而生活作为音乐文化表现的核心所在，音乐文化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和角落，这样一来，音乐艺术和社会学的核心对象是几近一致的。并且，音乐艺术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物质、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建立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促进因素。

　　譬如，论及1803年前后的贝多芬，音乐史上都会认为这一年是他“新风格的开端”，原因在于他于这一年完成了《第三交响曲》（“英雄”）的创作。也许作为代表贝多芬一生中最重要的艺术转折点，《第三交响曲》着实是他音乐风格的分水岭。从音乐文本的研究中，有关《第三交响曲》这部作品的时机，它的新风格，以及他的创造性进入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长期以来已被有关贝多芬的生活和音乐的无数研究所论及。然而，这些论述是否就为我们提供了那一时期渐趋完整的贝多芬呢？答案肯定是值得拷问的。但如果在这一时期置人社会学、经济学方法论加以剖析，无疑可以给我们一定偏于定性的说法。

　　历史回放到1800-1802年前后。1792年，当22岁的贝多芬以学生身份到达维也纳时，立即吸引了维也纳贵族的注意。1800年4月2日，在一场音乐会上，跟在莫扎特、海顿的作品之后，贝多芬为维也纳贵族首演了他创作的五首作品，开始出人头地。1801年夏，在给儿时玩伴魏格勒的信中，贝多芬描述了他的状况：利希诺夫斯基亲王给他600弗罗林的年薪，他的作品有六七个出版商等着出版，而且依他开出的价格。并说，随着他的知名度的提高，他每年都可以举办音乐会。在此期间，贝多芬靠各种音乐活动的收入，便可以过着谈不上奢侈但也十分舒适的生活。然而，从1802年起，贝多芬需要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以弥补食品、租金、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的物价上涨。他的经济困难的发生适逢奥地利经济状况的恶化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此时的通胀率已达40%。

　　在1802年冬天，贝多芬尝试租剧院来举办公开音乐会，同时开始与著名的莱比锡出版商布劳考普夫（Breitkopf）和黑特尔（H/irtel）联系。对于举行公开音乐会，之前他只在1800年4月在维也纳举办过一次。然而，在维也纳一年中只有几个晚上没有歌剧演出时才能租到剧院，即使租到，也要受宫廷剧院管理人员的严格控制。事实上，贝多芬从来没有容易地租到宫廷剧院。他在维也纳居住的35年中，总共只举办过8场公开音乐会。对于与出版社的交往，他第一次卖给出版社的是《c大调弦乐五重奏》（Op.29，1801），获利50杜卡特，为出版商第一次支付贝多芬较高的费用。与此同时，贝多芬的耳疾使其产生抑郁沮丧心情，以至于在1802年10月写下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描述了这一年堪称个人分水岭的状况。贝多芬承认他的听力困难不可逆转，无法治愈，涉及经济因素。作为教师，他的教学生涯不可避免地结束，意味着迟早要有新的收入来源；作为钢琴家，就在1802年底，他对在贵族沙龙的社交演出活动已经感到不舒服，萌生了减少去演出的念头，其后的演出频率渐少，究竟是何原因不得而知，以致到1808年他设法进行了最后一次演出后而淡出了舞台。源于贵族的赞助也因经济危机受阻，1802年底，贝多芬考虑离开维也纳去巴黎。

　　1803年初，贝多芬得到维也纳剧院总监委约歌剧创作的机会。尽管创作计划告吹，但贝多芬因这份合同获得剧院提供的免费公寓，并在4月5日利用剧院举办了音乐会。由于票价非常高，贝多芬挣得1800弗罗林，这一标准堪与同时期维也纳报道的音乐会最高收益相比。原本是要创作委约歌剧的，但贝多芬在举行新作品音乐会后的5月份，决定把剩余的时间用来创作一部新的交响曲，一部宏大的戏剧性交响曲，甚至想到是下一场公开音乐会的主打曲。贝多芬“新风格”的分水岭在1803年5月明晰地显露出来，无疑与前一年10月立下的遗嘱的主要思想有关，即要以审美的、为特定的听众在特定情况下演出而创作——贝多芬认为是“艺术留住了他”。主观上的分析只能如此。客观上呢，维也纳当时的经济情况——人们真正的经济需要和赚钱机会，这一点贝多芬在1803年4月5日音乐会上的《第二交响曲》为所获得的赞美评论流露出高兴之情，显然会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历史概念的“决定系数”——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多重原因，但每个原因本身似乎就足够了。循此理论，我们不难看到《第三交响曲》之所以代表了贝多芬的风格分水岭，从他的听力的困难，导致作曲伴随着更为主观的严肃性，一方面使自己的创作愈来愈成熟，一方面创作出来的作品与音乐爱好者的接受能力相背离；从他对法国的情结和对英雄主义的推崇；从他所处时代维也纳经济因素的遽变，在心理上同时也在音乐上形成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新风格”。1803年以后的五年中，贝多芬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出版费。

　　在此，我们采用学科跨界分析了贝多芬1803年前后风格转型的因由。我们甚至还可以在此结论上进行一番历史观照。众所周知，音乐艺术所表达的语境意义是多重的。我们在欣赏《第三交响曲》时，如同达尔豪斯所说，欣赏之前要养成必要的历史知识与历史判断。因为这些历史的理解已经融入在传统之中。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审美经验就会更加丰富。只有具有相应的审美储备与智性经验之后，我们才会认识到该作品所有的智性经验和历史特征，我们的审美经验才会达到相当的高度。因为有了前面的社会学的综合性，到这一步，融入哲学层次、历史学层次的研究，实现不同层次间的贯通，我们的研究既能抽象，又能具体；既有经验实证，又有逻辑推理，上下通达，跨界研究带来的纵深感、穿透力是不言而喻的。

　　“海阔天空我自飞”。不可否认，跨界研究是我们的音乐学研究实现学术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解决学科前沿问题能力的必要措施，也是当今学界音乐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尤其在当今所面临的比以往要复杂得多的环境中，在历史变化过程中形成的音乐文化，其发展和变化既有自身系统的变化，也有外力的作用。倘若要认识外在形态抑或其变化的因由，跨界研究无疑可以给出自己独特的解释。所以我们主张，尽管在研究中可能存在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允许多元并存，实现学科的跨界，打破森严的学科壁垒，回归到原本就是“无界”的学科自然状态。研究中抱持跨界观念，坚守研究者的自由意志和对学术的热情。因为，学科的发展注定了要进一步超越学科。

　　作者附言：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古良贱乐人社会身份的形成与中古伎乐的转型”（项目编号11 BD041）阶段性成果；2012年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陕西音乐社会史·汉代部分”（项目编号1202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