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的音乐批评事业而生[第2页]

　　在以上两本文集中，还有一些涉及到其他重要问题的文论。有对于新作品评价的，诸如《抗日战争交响乐》、《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祖国万岁大合唱》、《春雷》、《五朵红云》、《如许血汗灌新花——舞剧《奔月》观后杂谈》、《小刀会》等。这些文论对作曲家而言是一种进步的督促与鼓励，对听众而言是了解作品艺术价值的良师益友。有关于音乐家人物评价的，诸如《听罗天婵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想起》、《杂谈“情真意自深”——兼谈罗天婵、谢静琴的演唱》等。在这里，他善于抓住评论对象的特点，能够做到立论公允、意见中肯、语言形象风趣，以坦诚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观点，引人深思。有个人感悟随笔式的，诸如《能听又能赏》、《坐冷板凳》、《顾君更上一层楼》、《音乐短笔》等。这些随笔杂论，读来清新活泼，生气盎然。

　　第三个阶段，南改革开放复出至逝世。在这个阶段中，他的音乐批评写作进入到第二个旺盛阶段。出版文集二十余种，如《乐话》、《音乐流花》、《音乐札记》、《秋蝉余音》、《乐海晚霞》等。

　　天性乐观的李凌没有被“文革”十年经历的政治磨难压垮，反而在人生的风雨中历练了意志、提升了品质。在漫漫寒冬之后迎来的春意格外盎然，六十多岁的李凌，在这个时期虽然已经步入老年阶段，但是他的音乐批评写作却步入精力旺盛的高峰期。1980年出版《歌唱艺术漫谈》、《音乐杂谈》第二集，1981年出版《音乐漫谈》增订版和《乐话》，1983年《音乐杂谈》第三、四集，1984年《音乐艺术随谈》、《音乐漫话》，1986年《音乐美学漫笔》、《音乐故事、传说、史话》，1988年《音乐流花》，1989年《音乐札记》，1991年《音乐与诗歌漫笔》、《遥念》、《红鹤乡音》、《旅美杂谈——访美音乐通讯》，1992年《李凌音乐论文选》，1993年《秋蝉余音》，1994年《乐海晚霞》，1999年《音乐流花新集》。这些文集中，有的是对此前文集的续写，如《音乐杂谈》系列二、三、四集，《音乐漫谈》的增订版等。在这些文论中，有的是针对某一问题的专论，如《歌唱艺术漫谈》、《音乐美学漫笔》、《音乐与诗歌漫笔》等；有的是对创作问题的述评，如《音乐流花》及《音乐流花新集》等；还有的是个人音乐人生的所见所感，如《旅美杂谈——访美音乐通讯》、《秋蝉余音》、《乐海晚霞》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音乐杂谈》系列二、三、四集，延续了李凌在共和国初期出版的第一集的艺术风格，但是其内容较之前更为广泛。其中，关丁音乐创作的随笔有六篇，它们分别从不同的创作角度来分析当时的创作问题。这些有的放矢、细致人微的批评，对当时的音乐创作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在涉及音乐表演环节在整个音乐实践链条中的重要地位问题时，李凌指出：“表演家能从实际出发，热心地关心和介绍曲作家的新作，以最大的热情和精细的创作精神，把作曲家的作品传播出去，使听众能对这些新作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自然是非常必要的。”这种言简意赅、平白如话的表述，把表演艺术在整个音乐环节中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出来。1980年出版的《歌唱艺术漫谈》围绕着歌唱问题展开。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歌唱艺术的风格问题，第二部分“杂谈”主要论述歌唱与政治、生活、技巧等问题，第三部分是“听唱随笔”，结合了一些歌唱家的艺术特点和表演风格的例证。这部文集，从理论到实践将歌唱艺术的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可以视为新时期代表性的歌唱艺术批评文集。

　　1988年出版的《音乐流花》，是一部忠实记录新时期音乐发展历史轨迹的文论集，该书主要围绕着当代中国音乐表演、创作、人物的评价展开。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时期，是中国新音乐道路上的第二个艺术高峰。当代中国的音乐家们，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勇敢开拓，在自己的作品中恣意抒发个人对人生、社会、生活的感悟。面对着扑面而来的春潮，李凌以一位批评家敏锐的洞察力迅速做出反映，用生花的妙笔为这些作品、人物展开批评，以巨大的热情鼓励音乐家的复出和青年音乐家的成长。在这部文集中，对马思聪、缪天瑞、江定仙、瞿希贤等老一辈的音乐家做出了深情的颂扬；受到他热情鼓励的青年音乐家有谭盾、叶小纲、陈怡、彭丽媛、关牧村等。以上这些构成《音乐流花》主要内容。这些新老历史人物，恰如“流动的花朵”一般，给时代留下了美好的历史印记。音乐批评家李凌正是这些“花朵”的浇灌者，这些人物的良师益友。

　　1993年出版《秋蝉余音》，取“秋高诵蝉”之意命名。原以为这是李凌音乐批评写作的收束，且从字面理解略有悲秋之感。读罢掩卷，才发现“秋蝉余音”的作者以“蝉”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敢于临峰高唱、极目远眺，抒发批评家个人的所感所怀。在文集的“序言”中，作者写道：“我欣赏蝉鸣，恐怕也不是在于它鸣唱怎样优美，鸣中有什么高见。而主要是在于它，虽然鸣唱不怎样精彩，但自己既然出生在这天地间，又天生有一副响亮的发声器官，就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秋蝉余音》中，还收录了上世纪60至70年代在乐坛引起巨大波澜，甚至为李凌招来政治迫害的关于“音乐的民族风格”、“轻音乐”等问题的批评文论。这种敢于摆明观点、公开论辩的作风，是李凌所一贯坚持的，也是音乐批评家所必备的意志品质。这种基础性的人格特征，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社会中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

　　音乐批评是一项具有极强人世精神的音乐实践活动，它时刻关注着社会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音乐批评家以自己的批评实践对社会音乐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从李凌个人的成长经历，我们也不难发现这规律。

　　1.在抗战时期，李凌就积极参与中国的新音乐事业，在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之际，他清楚地看到了音乐在民族振兴、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发动群众、鼓舞士气的社会功能，以自己的音乐批评实践，积极、有效地利用这个功能，把新音乐成功地转化为全民抗战的精神“武器”。在实际的批评操作实践中，李凌明确阐述了新音乐的社会属性是具有现实的功利性质的，只有支持当时的抗战，新音乐才能获得发展。进而，他又提出新音乐的表现手法应当是现实主义的，新音乐的表现内容应当是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与同时期的吕骥、赵讽等音乐家一起，将新音乐的美学属性提炼为“民族性”。通过这样一个音乐批评的实践活动，就把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的音乐艺术与现实的抗日救亡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催生出大量的抗战歌曲。这些歌曲作品通过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使新音乐真正地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武器”。